朱熹(1130年～1200)，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据《论语•子罕》，有一天，子贡问孔夫子：“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放进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买主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它罢，卖掉它罢，我等着买主呢！”这段对话形象表明，儒家知识分子用世之心不仅可谓与生俱来，而且近乎迫不及待。
　　既然讲究用世，必得把自己推销出去，而在君主政体下，皇帝就是最大的买主。至迟在南宋，话本里已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谚语。稍有点儿“文武艺”的待价而沽者，无不指望在皇帝那儿卖上个好价钱。就儒臣而言，能当上帝王师，给今上传道解惑，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宋代给皇帝讲课的官员称为经筵官，具体有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崇政殿说书等名衔。皇帝开经筵，用意无非“听政之暇”，“以备顾问”，有时也会特召宰相、副宰相们前来听讲。每一书讲毕，都会有所赏赐，往往还说上一句“诚哉斯言”的褒奖语。尽管宋代皇帝文化素养较其他朝代为高，与经筵制不无关系，但经筵制毕竟寄生在君主专制的母体上，绝不能盲目高估。
　　在两宋名臣中，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与理学家程颐与朱熹都做过经筵官，给皇帝上过课。但正如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里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宋代未能消解王朝周期律的魔咒，其政治生态也随时代推移日趋恶化。与司马光等北宋经筵官相比，南宋朱熹的帝师路也许更耐人寻味。
　　南宋前四帝倒有三朝没搞终身制，但并非尧舜禹禅让那样无关血缘关系的选贤与能；只不过皇位在父皇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已。尽管如此，却还安上一个美名，叫做“内禅”，也就是皇室内部交班。第三次禅代在紹熙五年(1194)七月，故史称“紹熙内禅”。其真相是第三代皇帝宋光宗以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将近三年，大内宫女都背地叫他“疯皇”，朝局实在无法支绌下去，这才在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联手推动下，对外美其名曰禅让，实际上是废旧立新。第四代皇帝宋宁宗智能庸弱，从总体上说，作为君主绝对不合格与不胜任；但他是惟一的“皇二代”，这“禅让”出来的皇位还非得由他来继统。紹熙内禅凸显了君主世袭制的全部荒谬绝伦，朱熹就在这一背景下踏上了帝师路。
　　禅代次月，一方面出于赵汝愚力荐，另一方面内朝也早闻其名，宋宁宗召朱熹为侍讲。在任命告词里，皇帝首先强调对经筳的重视：“朕初承大统，未暇他图，首辟经帏，详延学士。”接着道明了期待：“若程颐之在元祐，若尹焞之于绍兴。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 希望像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尹焞主讲宋高宗的经筵那样，为报答我尊德崇义的热忱，来发挥你正心诚意的学说。
　　宋宁宗不但钦点了朱熹为首的十名经筵官，还亲定了十本经筵讲书，宣布即日开讲，隔日一次，经筵官轮日赴讲，早讲于殿上，晚讲于讲堂，其力度之大，频率之高，在两宋也算得上空前绝后。或即如此，士大夫将新君即位首开经筵誉为“新政第一”。
　　朱熹收到告词不久，朝中友朋也驰函来告，提到“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程课，深有愿治之意”，还说皇帝一再问到他。朱熹有点受宠若惊，在给弟子蔡元定的信里说：“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福，义不可不一往”。专制政体下的知识分子，太容易被新君新政所感动，而不吝赞辞，引颈企盼，连朱熹都不能免俗。
　　入朝之前，有学生问老师：“皇帝虚心以待，敢问其道何先？”朱熹明确指出：“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大更改，意即大改革。他尽管不无乐观地相信：“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人主无不可进之善。”却也明白，这种“大更改”，“其事大，其体重”，前行之路布满荆棘。朱熹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自明心迹道：“吾知竭吾诚，尽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预计也。”
　　进入南宋，中国全面转向，按刘子健的说法，“权力逐渐被皇帝与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高宗朝名儒胡安国，“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顾”。宋高宗表面上礼贤下士道：“渴欲相见”，请他做经筵官，但据《宋史》本传，安国从考取功名直到去世，“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大部分年份都被皇帝与权相以一介闲职晾在一边。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一些知识分子还是会去当官。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尽管无法明言，但他们明白，这是一个时常会堕落成绝对独裁的专制国家。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这就是伟大的新儒家朱熹教导皇帝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修身依靠正心诚意的奥妙。”(上引刘子健书)朱熹正是抱着“给皇帝注入新动力”的心态，决意入朝去做经筵官的，这也是他生平惟一一次入朝供职。
　　六和塔下的浙江亭是南线进入临安的最后一个官驿。九月末，朱熹在这里受到了盛大欢迎，迎迓者中既有叶适、陈傅良与薛叔似等永嘉诸贤，还有刘光祖、彭龟年、黄度、章颖等在朝名士。借用余英时的说法，参与六和塔之会的衮衮诸公，“在朱熹征衫未卸之际便赶紧和他进行关于改革步骤的热烈讨论”。毫无疑问，这些人以宰相赵汝愚为旗帜，与朱熹同样主张“大更改”。
　　十月二日，朱熹入临安。四日便殿召对，他终于得见天颜，连上了几道劄子。第一札要求新君正心诚意，第二札专论帝王之学，希望皇帝孜孜不倦，自强不息，“以著明人主讲学之效，卓然为万世帝王之标准”，期望值够高的。宋宁宗也再次强调：“你经术渊深，正资劝讲，以副我崇儒重道之意。”不久还给朱熹以赐食的殊荣。
　　朱熹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这下可以得君行道了，迫不及待地“致君尧舜上”。十四日，为皇帝开讲《大学》。在进讲日程上，宋宁宗已经加码：每遇单日早晚两次进讲，只有双日及朔望(初一、十五日)、旬休、假日停讲，大寒、大暑也是罢讲月份。朱熹进一步建议：今后除朔望、旬休与过宫探望太上皇的日子，不论单双日都早晚进讲，只有朝殿的日子才暂停早讲一次。皇帝表示同意，首讲结束时还降旨表彰：“来侍迩英之游，讲明大学之道。庶几于治，深慰予怀。”
　　其后进讲，朱熹首先把讲课内容编次成帙，然后通晓明白地开陈分析，还不失时机地对应君德与时政。一次进讲后，他问皇帝：“不知所进《大学讲义》，圣意以为如何？”宁宗若有所悟道：“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啊！”高兴得朱熹连忙顿首称谢：“陛下拈出这‘求放心’之语，正是圣学要领，愿推而广之，见诸实行，不愁不为尧舜之君！”归来后，他喜不自禁对门人说：“皇帝可与为善，但愿常得到贤者辅导，天下有望啊！” 在朱熹看来，新君中人之质，可与为善，也可与为恶，关键在于变化气质。他更意识到作为帝王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新君一意向学的热情与礼敬讲官的谦逊，让朝中士大夫大受鼓舞，说他“即位之初，首下明诏，博延儒英，增置讲读，细绎经史，从容赐坐，一日再御，情无厌倦”。皇帝也对经筵官们提高了要求：“今后晚讲，各须讲解义理，引古证今，庶几不为文具。”宋宁宗不可谓不好学，然而，圣主明君固然不能不读书，但读书却未见得就能读出个圣主明君来。
　　宋宁宗初政，以赵愚汝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时论认为“从赵公者皆一时之杰”，于是，“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有那么一点治世的气象。但新君初政的所作所为主要出于赵汝愚的影响；其本人在知人理政上可以说比发精神病前的宋光宗还成问题。
　　禅代次月，赵汝愚拜相，他“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韩侂胄自以为有拥立之功，对节度使垂涎三尺，也遭到裁抑。韩侂胄充满怨望，决意对赵汝愚发难。为博取皇帝的好感与支持，他利用知閤门事得以传递内批的职务之便，鼓动新君以御笔独断朝政。朱熹察觉到这一动向，在一次经筵讲毕后上疏皇帝，对其独断发表谏言：
　　陛下独断，即便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
　　宋宁宗全然不反省自个儿为政之非，只向朝臣转发了这一奏疏。
　　韩侂胄见奏疏只差点出自己的名，勃然大怒，深感朱熹的威胁比赵汝愚更切近直接。一来，朱熹是理学领袖，具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二来，朱熹任职经筳，能经常不断地施加影响，说不定有朝一日皇帝真听从了他的进谏，来个“远佞人”，将自己给黜逐了。他决定率先将朱熹排击出朝。
　　在经筵上，朱熹“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颇见严惮”，早让皇帝如坐针毡。这天，优伶王喜受韩侂胄唆使，刻了一具木偶像，峨冠大袖，在御前献演傀儡戏，仿效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既丑化朱熹，又试探皇帝。宋宁宗看了，不但不制止，反而加深了对道学的厌恶。韩侂胄见投石问路倾向已明，便趁机进馋道：“朱熹迂阔不可用！”对朱熹什么事都要插上一脚，论上一番，宋宁宗内心很不耐烦。他对另一经筵官说：“始除朱熹经筵而已，今乃事事欲与闻。”透露出这种不耐烦压抑已久。
　　闰十月二十日，经筵晚讲，朱熹抓住正君德、行治道的机会，借发挥《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大义，当面批评新君“但崇空言，以应故事”。宋宁宗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晚讲一结束，就给朱熹颁下御笔：
　　“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
　　话说得冠冕堂皇，顾惜年迈啦，考虑天寒啦，实质上给一个不须赴任的宫观闲差，打发他回家。
　　宰相赵汝愚得知消息，还想让皇帝收回成命，甚至不惜自求罢相以为谏请：“必欲逐朱熹，汝愚退而求去。”宋宁宗怒气愈盛，认定他为助朱熹竟然不行人主之令。其他官员也反复谏止，宋宁宗扔下一句：“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对朱熹讲课给出了最终评分。惟恐夜长梦多，次日，韩侂胄命内侍缄封了御笔面交朱熹，这种罢免方式在宋朝是违背制度的。朱熹这才知道皇帝已经彻底转向，他算了一下，入朝为经筵官只有46天，先后给皇帝仅上了七次课。
　　朱熹只能凄惶地辞别临安。行前，史馆同僚到他寄寓的灵芝寺饯行，知名的有叶适与李壁，后者是著名史家李焘之子。席上，朱熹黯然神伤，吟诵起南朝沈约的诗：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是啊，年轻时分别是为换取将来的期待，现在都到了晚年，不再有过去别离的那种情怀。别说这一杯苦酒，不知明天还能否与诸位共同举起。梦中已认不得路途，拿什么来慰籍思念之苦呢？
　　这不识之路，当然不是指归乡之路，这难慰的相思，也不仅仅指对知己的忆念，都有着更深沉远大的寄托。其中应有朱熹梦寐以求的“得君行道”之路，也有他毕生追逐的“内圣外王”之梦。这种近乎失态的难以自持，在朱熹一生中也是少见的。李壁表示，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请他挥毫书赠以为纪念。朱熹苦涩道：“像我才知道其味，你还没有，怎么也喜欢这诗呢？”李壁时为35岁的年龄与阅历，不知是否真能咀嚼出对方内心的滋味。但朱熹后来还是手书相赠，借古人的诗句向自己昔日的外王梦与帝师梦作最后诀别。
　　大约一两天后，朱熹在俗称北关的余杭门外上船南归，也还有人前来送行，但朝局逆转，士林失望，已非复六和塔之会。他在给刘光祖信中怅然感慨：“北关之集，风流云散。甚可叹也！”
　　尽管沮丧失望，朱熹其时却未必逆料：接踵而来的庆元党禁竟全面动用专制权力，把以他为代表的理学一巴掌打为“伪学”，对理学家们实行了全面的整肃与空前的迫害，他也在酷烈的党禁中离开了人世。
　　有人也许异议：朱熹当帝王师恰赶上韩侂胄借反道学打击政敌的当口，实属时运不济；倘若在崇尚理学的君主那里，就不会落到最终走人的结局。
　　南宋第五代皇帝是被正史推为“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的理宗，尽管在公开場合表彰理学，从周敦颐到朱熹等理学大师也被他请进孔庙供奉起来，他也做秀听过好几次新儒学讲座，来为又一次“更化”做秀。但后世史家一针见血道：“他所关心的大多是些非儒家的放纵”。这有《宋史•理宗纪》为证：“嗜欲既多，怠于朝政”，“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
　　还是刘子健说得好，那些专制政体下入朝做官的士大夫，“偶而，他们也会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抗争一回，但其努力鲜能奏效，接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留在政府中做事，要么走人。”据此推论，即便在理学业已尊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宗朝，即便朱熹再世而入讲经筵，在同流合污与出局走人之间，他也只能二者必居其一。当年给宋理宗上课的经筵官，都是货真价实的朱熹传人，虽不能断言他们都像时人抨击的那样：“外示雍容，内实急于进取，口谈道义，心实巧于逢迎。”但在政治生态日趋恶化的情势下，曾经起过点作用的经筵讲课，也只能沦为君主独裁的装饰，舆论监控的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