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被召集到北京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并陈述了他的理由。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
　　1985年6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指头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紧接着，邓小平论述了百万大裁军和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这一战略性转变的意义。掌声如潮水般涌动，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烁，历史在瞬间凝固。
　　当时，1984年国庆大阅兵那气壮山河的场面依然时常在报刊、电视屏幕上展现，雄壮的军威振奋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依然在人们心中激荡。
　　可是，那威武的铁流，壮美的方阵，竟意味着告别。
　　一次从上到下的“立体震荡”
　　23年前的1985年，军委正式作出裁军决定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团级编辑袁厚春，去了武汉大学作家班进修。
　　在武汉，他经历了原属十一大军区之一的武汉军区被撤，看到被裁掉人员的伤感气氛。
　　一天晚上，武汉军区创作组一文职干部到了袁厚春的宿舍，往床上一坐，埋头抽烟，两眼通红，面色憔悴，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如丧考妣。”袁厚春这样形容那个被裁掉的军官，他老家在河南一个地区，奋斗了半辈子终于调到武汉，老婆、孩子办理了随军。
　　但武汉军区一撤，创作组也要被撤，他需要回老家安排工作，一家人都得回去，那个军官觉得自己无法跟老婆、孩子解释，感觉是天塌了下去。
　　“至于这样吗？”袁厚春这么想的同时自己被触动了，他想看看百万大裁军到底带去了什么。
　　1986年春节那个寒假，袁厚春开始采访这个历史性事件。拿着军委办公厅的介绍信，袁厚春先后到总政、总参、以及各大军区进行采访，获得了第一手材料，后来写成了报告文学《百万大裁军》。
　　早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被召集到北京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并陈述了他的理由。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而且结构不合理，官兵比例是1比2.6，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当时中国军费很少，而军队人数太多，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
　　另一个裁军的理由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
　　经过这次裁军，原先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
　　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撤留之变”
　　20年过去了，提起那次大裁军，已是一位副军级离休军官的袁厚春，对“成昆之变”印象特别深刻：原来要撤销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的，但最终保留了成都军区撤销了昆明军区。
　　1986年暑假，袁厚春到了已经被并入成都军区的原昆明军区，在那里，他受到了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的多次接见，年过七旬的张铚秀是开国少将，作为被撤销的大军区司令员，张铚秀的心情复杂，他说，从国家的战略上他赞成裁军，也觉得撤销昆明军区是对的，但从个人的感情上是割舍不了的。
　　裁军是1985年6月4日公布的，5月20日，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以及军以上单位的主要官员，都被召集到京西宾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一个议题就是讨论各大军区的裁并。
　　原有11个大军区，最难决定的是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到底撤谁留谁的问题。
　　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没有完全结束，昆明军区是所有军区中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军区。这是保留昆明军区一个很好的理由。
　　特别是1984年高层就已经有了裁军的意向，1985年春节期间，总书记胡耀邦、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等人还都前去视察慰问，胡耀邦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这都被看成保留昆明军区，将成都军区并入昆明军区的迹象。
　　一开始，昆明军区是有底气的，军区领导也感到坦然。
　　在军委一开始的讨论方案中确实也是将两个军区合并，组成新的昆明军区。
　　所以，在中央正式宣布最终裁军方案之前，昆明军区已做了接收成都军区的一切准备，连接收后的方案都拟好了，准备拿到北京与大家一起讨论。
　　考虑到合并后，必然有一批成都的军官要到昆明，参加新昆明军区的组建工作。为此，昆明军区严格限制干部提拔，将位置留给将要来成都的同志。
　　袁厚春后来了解到，昆明军区还动员不少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
　　此时，同在西南的成都军区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各级领导忙于找人谈话，了解大家的想法，是去昆明？还是下基层？还是转业？
　　成都军区大院里一座在建的现代化大楼停工了，按设计，那是一座很漂亮的通讯、情报中心。裁军消息传出后，挖好的地基准备填平，在上海定制的两架电梯要谈判退货。
　　昆明、成都，对比鲜明。
　　1985年6月3日上午，中央军委再次讨论整编方案，这是最后一次研究，当天下午就要在全体会议上公布。
　　当天中午，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就得到了消息：“定了……变了……”那天中午，昆明军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还如往常一样午睡，睡得很香，但司令员张铚秀和政委谢振华睡不着了。
　　当天晚上，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给军区司令部发了指示，大楼的基坑不要再回填，在上海定制的电梯暂时也不要退货。
　　一年后的1986年，张铚秀告诉袁厚春，保留昆明军区是眼前的考虑，但保留成都军区是长久的战略打算，从战线上看，军区设在成都能兼顾昆明，但设在昆明兼顾不了成都，更顾不上西藏。
　　S师整编中压下23张“关照条子”
　　和任何机关的精简一样，干部去留都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不仅是被撤销的军区有这个问题，保留下来的军区也有整编和撤编的问题，按照方案，成都军区S师撤销后将以师机关为基础，加上另外两个坦克团，组建一个坦克旅。
　　一开始，师领导未能摆脱“多安排几个自己人”的情绪。好在，最终都能以大局为重“忍痛割爱”。
　　采访期间，袁厚春就见到了被忍痛“割”掉的干部王振乾，他本来是安排担任坦克旅副参谋长的，后来让给了一个熟悉坦克业务的干部。
　　同时，整编过程中，不少老首长、熟人都打电话、递条子，要求照顾某些干部，但师党委决定不符合原则的一律不办，到整编结束，共压了23张条子。
　　野战军政委“忙分田分地”被撤职
　　袁厚春采访时发现，大多数部队在整编中都能以大局为重，但在悲伤气氛弥漫的被撤军队，少数人人心涣散，道德失衡，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现象。
　　昆明军区下辖的一个野战军是撤销单位，军长升任了大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委也被任命为省军区政委。该野战军政委在部队撤编的时候，出现了不光彩的行为。
　　该名野战军政委搬家时，拿走了公家的微型收录机一部，小口径步枪两支，搬走办公室大写字台、小茶几各一个，要了4桶汽油，要了21丈包装板用于打包。
　　搬家那天，动用了9辆解放大卡车，加一辆吉普，47名战士才将政委的家当搬上了火车，用了一个可装载60吨的车皮。
　　随着搬家的车皮出发，举报信也寄到了北京。
　　1986年8月，中央军委宣布，撤销这个政委的党内一切职务和政委职务。
　　实际上，对此类事件，中央军委在下决心裁军时就做了准备，部署整编行动之前，1985年5月，军委纪委就召开了全军纪检工作会议，制定出了若干“必须”、“不准”等规定。
　　知道昆明军区要被撤编后，1985年6月11日，张铚秀飞到中越边境前线指挥部，走了很多地方，最后走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1979年以后历次战斗牺牲的年轻战士。
　　在烈士陵园墓前，张铚秀亲手献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你们的司令员、战友张铚秀”。
　　1987年，张铚秀第二次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7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