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的官吏过分地以道德挂帅，这种人一旦取得了权力，很容易就有道德优越感，并在这种道德成见的驱使下，扭曲了自己的判断，容易以道德来整人，甚至形成了“当官的说了算”的法律价值。

    《二刻拍案惊奇》里讲到两则一代大儒朱熹的丑闻：其一乃是他在当福建崇安知县时，以清廉正直、锄强扶弱自我标榜。有个刁民知道他有这种人格毛病，遂将自己祖坟的墓碑埋到当地一个大户人家风水极佳的墓地里，然后状告大户人家恃强凌弱，侵占了他的土地。朱熹接到此案大喜过望，他发挥正义感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主审此案，亲自到现场踏勘，挖出了刁民所埋的墓碑，认定这是地方豪强欺侮弱小的铁证，于是该大户人家被判有罪，刁民则赚到了该风水宝地。

　　但尽管朱熹洋洋自得，老百姓却自有公论，视之为蠢笑话。朱熹后来知道自己错了，心想：“根据如此风水，后人应该发迹；根据如此用心贪谋，后人又不该有好处。”于是他到该风水墓地赌咒：“此地若发，是有地理；此地不发，是有天理。”于是一夜大雨，天降霹雳，该风水宝地塌成一汪潭水，也挽救了朱熹的名声。但那受害的大户人家呢？

　　其二则凄惨多了。朱熹后来出任浙东提举，有相当于钦差大臣的权力，当时台州太守唐仲友年少才高，得罪了朱熹，他遂认定唐仲友官箴不佳，与某名妓有染，硬是把唐仲友官职干掉，还把该名妓抓来百般刑求，要她供认与唐仲友有染。但那女子有侠气，就是不肯招供子虚乌有的事。此案折腾多年办不下去而不了了之，但该名妓早已受尽刑求之苦。这个案子乃是真事，见诸正式记载。

　　朱熹的这两则故事说明了一个可怕的道理，那就是一个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的人再加上有权，就自认优越，地方大户就是他眼中的土豪劣绅；与他不对盘的地方官吏，就被认为是贪官污吏。当他如此自认有理，整起人来就格外不会手软。一代大儒原来也有非常可怕的以理杀人、以道德杀人的一面。朱熹的故事，提醒我们对那种泛道德人物必须特别提高警惕，因为这种人和道德法西斯只有一墙之隔，多一点就成了酷吏。

　　自从我读到朱熹这两则故事后，我对中国古代司法就一直保持审慎的怀疑。如果一个社会的官吏过分地以道德挂帅，这种人一旦取得了权力，很容易就有道德优越感，并在这种道德成见的驱使下，扭曲了自己的判断，容易以道德来整人，甚至形成“当官的说了算”的法律价值。

　　所谓罪刑法定主义，就是它以行为为要件，法律明定，才可以避免当官的任意在政治和道德上做文章。古代中国就是在司法、政治和道德上有太多的漏洞，所以司法的任意性遂比较严重，像朱熹这种大人物才会犯错。

　　当官的做事愈方便，庸吏必然愈多；司法体系愈不容易办案判案，能人才会增加。因此，对任何司法案件的求证还必须手段合法，殴打、疲劳侦讯、刑术、威吓等手段都要避免。当不适法的手段被禁止，司法体系人员的能力才会被逼出来。

 　　朱熹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他对一个案子，一看案情就先有了主见，以后他所做的事都是企图去证明他的主见是对的。这种成见左右了司法判断的情况，造成古代的所谓“罗织”。《旧唐书》里谈到，武则天时有个左都御史中丞来俊臣，就是个以“罗织”方式来办案的酷吏，他擅于东拉西扯、入人以罪。对于这种缺陷，只有用《尚书》里所说的“罪疑唯轻，功疑为重”才可弥补。它的意思是统治阶级的官僚对人要厚道，如果别人有罪，就要往轻的地方去想，如果别人有优点，就要往对别人有利的地方去想，那才是仁爱之道。可绝对不能往刻薄的地方去想！

　　如果一个社会的官吏过分地以道德挂帅，这种人一旦取得了权力，很容易就有道德优越感，并在这种道德成见的驱使下，扭曲了自己的判断，容易以道德来整人，甚至形成了“当官的说了算”的法律价值。

　　中国发展到今天，已需要司法回归司法，司法脱离政治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