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由重庆仓皇飞往成都。在飞机升空半小时后，重庆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到成都后，住在成都黄埔军校北较场黄埔楼上，并由参谋总长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等人在楼下设立起了临时指挥部。蒋介石和幕僚们研究后认为，四川是守不住了，“决战川西”只是一句空话，但对外又不能承认。当时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胡宗南部安全转到西昌去，然后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以表示大陆上还有地盘，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另外，如果可能的话，依靠胡宗南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仗”，阻止一下解放军三面包围夹击之势，再从容转向西昌。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开始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阅兵。
　　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成都，住在黄埔军校本部，作为军校最低层的学生来说，开始是不知晓的。但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近几天校方指令性让军校全体师生理发剃须，换洗衣服，根据以往经验，猜知是蒋总裁又来校了。待军校黄埔楼官邸周围的警卫团卫兵换成了学生兵，军校学生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但校部还通知学生停止操课，将教室课桌内个人物品一律收拾拿走，课桌和凳子集中码放在教室一角，学生们知道迁校逃难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前途渺茫，群情惶惶。
　　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军校决定加强校本部北较场的防卫。把平时担任北较场西门的军校勤务团撤至外线，各校门和校围内的警戒任务，全部由第23期学生接替。于是，第23期学生一时成了“御林军”。这次担任警戒黄埔楼官邸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他们笔直地站在楼下，以取代勤务团卫兵亲自为总裁放哨站岗而感到自豪。这是蒋介石拉拢利用黄埔生的又一手法，好似他无比重视黄埔生，使还在校未毕业的学生牢固树立起忠于总裁一人的思想。
　　蒋介石笼络军校学生的一番心情，也的确赢得了一部分军校学生的赤诚之心。仅说此时的门卫吧，按校中规定，当蒋住校内时，校正门只许蒋及护卫人员出入，其余车辆一律走东门。正门门卫的秘密标志是，蒋介石在校院内时，大门门卫一个班的长枪架在门口内左边；蒋介石不在校院内时，通常都把长枪架在门口内右边。这次蒋介石来校，校长张耀明有一次乘车外出回来，以为国民党政权已是西风落叶危亡之秋，不必再来那么多规矩，让司机开车从正门就近路进校。但门卫拦车拒进，说什么也不让张耀明进校，张无奈，只得返车走东门。
　　一天天亮，第23期第2总队第3大队学生3人一组，奉命担任守卫正校门与“黄埔路”之间的安全监视工作。他们荷枪实弹，站立于“黄埔路”中段警戒，突然发现一辆疾驰的黑色轿车由江汉路转向“黄埔路”正道，径直快速驶来。担任旗手的学员立即举出红旗，以旗语示意，让其停车待查。谁知那车仍原速驰进，并且越来越近，哨兵急了，若越过线，这还了得，于是急速接连挥动红旗3下，命令“紧急刹车”，并以身躯挡在了轿车之前。旗手向马路左右两名持枪同学一挥手，他们便冲向车两侧，以枪口对准了车内，旗手则快速以双手紧攀车门，双脚登上车门台阶，怒目责问少校军衔的驾驶员：“为什么不服从指挥？”那驾驶员只示意向后车座里仔细看看。哨兵正欲问话，赶过来的军校值星官辨认后说：“是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将军，放行！”哨兵再次举手行礼，慌忙退下车来，打出绿旗放行。
　　这时的北较场，俨然成了国民党军的总指挥部。黄埔楼小院内外，布满了停放的小轿车及小吉普车，密布的便衣侍卫官巡逻在周围。大校门下，小轿车、吉普车出入，多如过江之鲫，都是司令官、军长、部长、厅长等高官的座驾。东校门下，不少满身泥泞的大小车辆进来后，停放在大操场及附近，北较场成了停车场。最高军政中枢设在黄埔楼，张群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阎锡山的行政院、顾祝同的参谋部、王叔铭的空军司令部等，在这里已经合署办公。军校各队教室及原有空房门上都贴上了“军委会”、“国防部”、“×厅”、“×处”的字条，军校变成了撤退到此的国民政府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校内出现了许多面生的将校级军官，胡宗南、罗广文、陈克非、李文等中将以上长官司令纷纷进出军校，少将级军官更是遍地行走，杂沓校内，步履仓皇，形神狼狈。
　　12月3日，蒋介石到校已经3天，他主动向校长张耀明提出，说要检阅本校官生，予黄埔生再次鼓励。各总队发出通知后，要求全体受阅人不准携带金属器物包括钢笔等，出发前各区队长必须严加检查。
　　为装点歌舞升平的样子，铜像四周布置的花花绿绿。彩旗一块块布列悬挂在大操场内外，倒也很有点节日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