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家董其昌自己在题跋中写过“赝鼎多有胜余漫笔者”，唐代张怀瑾《书断》中有“买王得羊”的记述，英国一些著名博物馆也认为自己收藏的中国古书画有近30%的作品存在疑问——
　　最近，苏轼《功甫帖》是真是伪引起了人们关注。这件书法作品由收藏者刘益谦在2013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竞得。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三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鉴定考证后，认为《功甫帖》是“双钩填廓”的晚清伪本。而刘益谦则表示，《功甫帖》流传有绪，且经已故著名书画鉴定家张葱玉、徐邦达鉴定，应为苏轼真迹。同一件书法作品，两方专家都可称“权威”，意见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书画鉴定常有意见分歧
　　以收藏家具、瓷器而知名的收藏家马未都言及自己的收藏经历曾谈到，刚开始收藏时，自己也有机会收藏古书画作品。当时面对同一件作品，同级别的权威专家，有的说是真迹，有的说是伪作，意见相差极大。由于感到古书画鉴定之难，所以他没有介入书画门类的收藏。
　　马未都的话也被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所验证。郑欣淼说，故宫博物院在鉴定一些古书画时，专家的看法时有相左，难有统一结论，只能将其观点整理录音，留给后人作鉴定参考。
　　权威专家鉴定意见不同，这类事情在古书画的鉴定中并不鲜见。在“九一八”事变后，北京故宫文物开始筹划南迁。当时负责鉴定的著名画家黄宾虹认为故宫混进假画，怀疑有人移花接木。而自幼见过很多古画的鉴定家朱家溍则反对黄宾虹。1995年，在杭州的一次拍卖会上，张大千的画作《仿石溪山水图》被鉴定家谢稚柳认为是真迹，而同为知名鉴定家的徐邦达则指其为伪作，意见不合使两位鉴定巨擘产生了矛盾。
　　家具收藏家王世襄鉴定明代家具时有“三头对案”标准：一是家具打散后有确切明代年款，二是匠师认定这件家具的做法是明代的，三是有古代文献为辅证。古书画的鉴定也同样需有类似的“三头对案”：作品面貌气韵、技艺水平要与作者风格相符；收藏题跋钤印、纸墨装裱要可信；有前人的著录记载。但在现实鉴定中，很少有这样的标准作品，鉴定者的着眼点不同，意见往往也不一样。
　　艺术水准并非绝对依据
　　判断古书画的真伪，依常理当然应以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但实际中的古书画伪作，并不仅是后人简单的伪劣仿制，有时很难准确鉴别。清人的笔记中记载过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故事，能说明些问题。故事是说，新安一个商人想买件董其昌的书作，又怕买到假货，于是贿赂董的家客。那人叫他备好重金，面谒董其昌。董其昌当着商人的面磨墨展纸，一挥而就。商人得字后悬于中堂，宾客见了无不称绝。第二年商人又到松江，偶过董府，适一人下轿入府，路上的人说是“董宗伯”回府。他发现这个人不是自己去年见到的那个“董其昌”，禁不住大声叫屈。董其昌问明经过后，便重新给商人写了幅字。商人大喜，回家后到处夸示于人，可是凡懂得些书法的人都认为之前的那件书作写得更好。
　　对于这个故事，书画鉴定家启功曾说，以前认为是传奇家言，未免增饰，但后来看到董其昌自己在题跋中也写过“赝鼎多有胜余漫笔者”，觉得这些记载也可信。
　　一些书画作品，在当时创作的时代已难分真伪，后世鉴别就更难了。清人叶廷琯评论说：“名家随意应酬之笔，常有反出赝本下者，可遂定真伪于工拙间乎？”
　　鉴定技术难辨作伪手法
　　中国书画作品，原本讲究临摹古人，因此书画真伪之辨，古已有之。唐代张怀瑾《书断》中有“买王得羊”的记述，指想买王献之的字，却得到了羊欣的字。到了明代，社会经济日趋发达，书画成为商品，作伪情况远超前代，古今名家赝品泛滥，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现在。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穆益勤介绍，古书画作伪的手法，除了常见的依照名家某些突出的手笔特点直接仿造外，一些改款、拼接、代笔的情况，更增加了书画鉴定的难度。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明代山水画《阔渚晴峰图》，原为明代宣德时期宫廷画家师法北宋画家郭熙纸作，为后人挖去原款，改添上郭熙的伪款。还有一件署名为文徵明的画作《深翠轩图》，画笔生硬，而后面解缙等13家题诗却是真迹，书画原非一物，经后人搭配，画伪字真。历代有名的书画家，如文徵明、董其昌等，因出于应酬，也会请人代作书画作品，而亲自题写名款，这样的代笔者本身书画水平高，后世很难一一辨识。
　　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李绪杰认为，现代技术手段也不一定能辨别某些作伪手法。据一些近代笔记记载，近代收藏家罗振玉作伪，为求效果逼真，用的宋版书中的夹页纸和乾隆再和墨；张大千仿石涛画作，钤盖的是石涛所用的真印。这些记载未必真实，但从中可窥作伪者的用心。
　　作为曾在英国13年的访问学者洪作稼介绍，英国一些著名博物馆也认为自己收藏的中国古书画有近30%的作品存在疑问。可见中国古书画鉴定，也并非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