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外麒麟门下。骆中洋所属83师在邓龙光率领下，从广东奔赴淞沪战场。没想到，淞沪会战在他们到达前已经结束，疲惫之师转而驰援南京。城下，人群中闪出一个熟悉身影，竟是哥哥。骆中洋兄弟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
　　两人分属不同部队，匆匆一晤，各奔战场。
　　骆中洋再次“见到”哥哥，却是铭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哭墙”上，一个黑色名字——骆奕梧。
　　生离死别
　　“要为国家战斗！”骆中洋清楚地记得哥哥在麒麟门下道别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他19岁，哥哥21岁。两人交谈不过十几分钟。
　　“我在邓龙光麾下第83军156师466旅831团步炮连。刚到安徽广德，淞沪会战就已经结束，我们驰援南京，立即投入南京保卫战，”作为一名士兵，骆中洋清楚记得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
　　现年85岁的他，眉毛与胡子茬全部灰白，双目炯炯有神，身体硬朗，嗓音洪亮。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淡绿色衬衣，款式像军装，右臂上方两道细布条还可以佩戴臂章。
　　“按说每个连应该有100多个弟兄，但那些从淞沪战场撤到南京的部队，一些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我们步炮连在二线作战，情况好些。”“本来上面命令我们在南京守6个月。到南京两三天后，也就是12月12日，上面就下令撤退。”
　　负责守城的最高长官唐生智12日晚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决定弃城。南京城内军心大乱，纷纷涌向江边。紧邻江边的挹江门内挤满士兵和百姓，秩序混乱，路上尽是丢弃的车辆、驮马。
　　“但是，通讯落后，守城军队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肯开门放行，”骆中洋说，“我们只能用救火水管做‘云梯’攀爬，有人从城墙上摔下去，跌断了腿，有人掉进河里，我当时还年轻，费劲爬了下去……”
　　原本前来打仗的士兵，倾巢之下，沦为难民。
　　虎口逃生
　　翻过南京城一道城墙，却无法跨越这人间地狱的千沟万壑。骆中洋爬上一条小船，但没走多远，船漏进水，最后还是在江东门被包围，落入日军手中。
　　12月13日早晨7时左右，日本军人押着刚抓来的四五千名俘虏走到城北三汊河边。骆中洋和不少国民党士兵也在其中。只见日本兵端着枪，站到人群前方，军人本能告诉骆中洋：“准备屠杀了。”
　　“你们为什么抵抗皇军？”日本兵通过汉奸翻译喊话。
　　“最让我气愤的是，他们竟然还问，‘你们愿意选择哪种死法？机关枪、步枪、汽油弹、还是刺刀？’”
　　日军最后决定用刺刀，也就是杀人比赛。日本兵冲上来，捅死站在最前面的人。人群顿时慌乱，百姓哭喊。
　　“从第一排算起，我在第十排，我头脑依然很清醒，和另外三个战友缓缓往人群后面挪动。”
　　从上午7时到下午四五时，也许是骆中洋生命中最漫长、最痛苦的时光。日本兵一直没有放下刺刀，同胞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一些人偷偷爬到附近茅草屋顶，立即遭到日本兵枪击。
　　“傍晚，我终于挪到河边，钻进芦苇丛里。”骆中洋说。日军最后把没有杀完的人推向河边，用机枪扫射。
　　骆中洋与另外两个人躲在水洼子里，战战兢兢，生怕弄出一丝声响。穿着大头皮靴的日本兵在岸边走来走去，咯噔，咯噔，还用日语呼喊。
　　“突然，水里冒出一点动静，日本兵举起枪朝水面一通扫射，劈劈啪啪，幸好没打中我。”三人找到一间空屋藏身。半夜，却来了几个日本兵，抢走我们的棉被，自己盖上睡觉。“幸好是日本辎重兵，没有向我们开枪，”骆中洋说，三人在墙上挖了个洞逃出去。
　　岸边泊着一艘渔船。“船里坐着两个老人，喊他们没反应，过去一推，原来早就被打死了……我们跑了几十条船，船上渔民都死了。”
　　那一天、那一地，骆中洋亲历日军大屠杀，死难同胞事后计数超过2万。
　　命悬一证
　　五六个星期后，日军停止屠城。但是没有难民证，仍随时可能被日军抓走。
　　骆中洋与同伴两人辗转逃到被划为难民区的法云寺，红d字会（国际红十字会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名称）正在那里派发难民证。
　　“你们是哪里人？”红d字会的人首先要确认身份。
　　“广东人。”
　　“我们只管南京人。”那人说完便继续朝前走。
　　骆中洋和同伴不甘心，尾随红d字会成员，改称自己是南京人，希望得到一张。
　　“那人慢慢朝前走，东看西看，忽然袖口里掉出一张难民证，落在地上，被我同伴捡到。”骆中洋赶紧追上红d字会成员，再求一张“救命符”。
　　这时，一队日本兵迎面走来。红d字会成员的袖口里又掉出一张难民证，连别针都没有，骆中洋捡起来赶紧粘在袖子上。
　　中国兵？”日本兵问。
　　“良民。”红d字会成员回答。
　　一张纸、一句话，再次把骆中洋从鬼门关拖出来。
　　此后，骆中洋一直住在难民区，管不相识的老头老太喊“爸爸妈妈”。因为没有亲属“认领”的青年男性很可能被日军抓走。
　　法云寺里1000多难民住在一起。骆中洋还记得，妇女害怕遭日本兵强奸，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就连老太太们，都往脸上抹黑灰，免得被日本人看出性别。
　　“到处都是死尸，日本人抓我们做苦力，我的任务就是挨家挨户收尸，”骆中洋手臂上的“难民证”换成了“苦力证”，上面写着日军部队的名字“中岛”，“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死人。”
　　不学日语
　　1938年，骆中洋加入日军占领期间的南京治安维持会，但不肯学习日语。
　　“我很痛恨日本人，日本人教我们学日语，我就是不学，”骆中洋说，语速越来越快，声音也高了起来，“他们不仅仅在南京屠杀中国人，而是在全中国作恶啊，我老家在广东，我父亲、伯父和叔伯爷爷就在惠州被日本人杀死。”
　　“1945年8月15日，我们被召集到办公室听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通过中文翻译，我们知道天皇说‘很多人将作为战争罪犯受到惩罚’。”
　　骆中洋说，自己心里乐开了花。但同时在场的还有手持武器的日军士兵，内心的喜悦无法表达。
　　接下去几天，骆中洋所在的警备司令部内，日本人慌忙烧文件，没烧干净的直接扔进河里，“他们怕留下证据。”
　　骆中洋1997年赴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经历，还曾经与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见面。骆中洋说，当着他这名“中国兵”的面，那名日本人承认罪过，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
　　■记者手记
　　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处庭院，绿树成荫，阳光碎片洒在青草地。
　　骆中洋端坐在石凳上，双手拽拽衬衣的下衣襟，把褶皱抚平。他下颚微抬，从领口到最下端的6颗纽扣系得一丝不苟。整个人呈现灰白色调，与纪念馆“哭墙”的花岗岩相当接近。
　　“您穿的是军装？”我问道。
　　“我这件衬衫有点像军装。你看，这里还可以别袖标，”说着，老人指了指右臂衣袖上方两道细布条，眼睛里飞扬出一丝神采，“我平时也喜欢穿军装。”
　　一句话提醒了我，眼前这位银发苍苍的老人是老兵，亲历过南京保卫战——曾经在邓龙光将军率领下气宇轩昂地迎战侵华日军；继而无奈地跟随大部队一路后退，眼见城墙被日本炮弹炸得面目全非；也在特定地点亲眼目睹2万同胞遭受日军屠戮、血洒长江……
　　新中国成立后，骆中洋成为南京市公安局一名干部，1984年退休，1997年与2001年分别赴日本和美国讲述南京大屠杀真相。
　　2001年12月11日，骆中洋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赴美展”前说，“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要在有生之年向更多的人讲述这段历史真相。”
　　对骆中洋老人而言，硝烟早已散去，“战斗”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