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对严如平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又继续搞极左那一套，我这就开始了多思考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晚年错误的问题。又重新看了四卷本《毛选》。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是多么精粹啊！他在抗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研究得十分深透，又结合了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把唯物论和辩证法阐述得深刻极了；后来搞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实际上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也非常深刻有力。批判教条主义，是批判王明，实际上也是批评斯大林嘛，只不过没有公开点名就是了。延安整风使全党树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事求是的风气，形成了全党公认的毛泽东思想。那一段，毛主席同周副主席、朱老总等领导同志合作得也好，重大事情都一起商量，他也能听大家的意见。这就使得我们的党得到很大发展，各项工作都很有成效，解放战争打得何等漂亮！很快取得了全国胜利。建国以后，开头一段他还是很谨慎的，听说为抗美援朝是否出兵这件事，他同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得很深很远。可是之后不几年，他老人家就在中南海里不大出来了，到外地去也少同干部、群众接触；党内党外更是滋长起了个人崇拜的风气。我们去汇报工作，也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霉。如今想起来，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吸取。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脑海里翻腾着深层次的东西。他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这几年我想得比较多，就是斯大林死后不几年，毛主席把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的锋芒，转向了反对修正主义，国际上对准了铁托、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国内则大反“资产阶级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走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那个道上去了。他的这种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认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领导经济建设，就是不断反对领导思想的“右倾保守”，大搞群众运动。在他看来，超英赶美都不是难事，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实现，消灭阶级达到大同世界，至少在我们中国不用很长时间。我说这些，是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了，也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讲到这里，胡耀邦离开座位，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时而沉思，时而吞云吐雾，似问非问地说：现在我们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这些东西，总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吧。所以我想，我们要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总要把他晚年这些东西区分开来。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怎样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想将来总要有人来把他晚年的思想、他的言论好好理一理，分清楚哪些是正确的，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高举、就继承、就发扬；哪些是不正确的，也要弄明白，千万不能“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样会害死人的！前几年大家打“语录”仗，将来弄不好又要打“思想”仗，那可不得了啊！
末了，胡耀邦语调高亢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连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也在此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我才不干呢！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孙子！
    胡耀邦在困惑中的思索，真是石破天惊，使人振聋发聩。这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胡耀邦对毛主席的尊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性认识之上的。他既不同于多少年来盛行不衰的教条主义的盲目搬用和封建主义的迷信崇拜，也不同于康生、陈伯达之流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或任意舍弃。他敢于否定和勇于纠正一切错误，是出自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把毛主席晚年不正确的东西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从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坚持、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出于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五七干校”，胡耀邦曾经检讨过对毛主席的“五次动摇”，即对“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怀疑。实践证明，他当年的“动摇”和“怀疑”，正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