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赣南时期，适为春秋鼎盛之年，是时，清末民初的三妻四妾观念，仍深植庶民大众思维之中。固然妇女逐步获得解放，但此种纳妾旧习气仍未被世家子弟、士绅阶级完全摒弃。中国旧社会向例以男性为尊，拈花惹草固易遭人物议，但亦非十恶不赦之罪。章亚若与蒋经国在人生道路上偶然相遇，彼此因相知相惜而擦出火花，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思之，诚不足为怪。只是，今人辄以时下一夫一妻价值标准衡量、臧否他的风花雪月，难免以今非古，引喻失义。
　　蒋孝严在《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中说：“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后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
　　可是，一位与蒋家甚为亲近的人士亲口透露，蒋介石并不知晓蒋经国、章亚若的恋情，更不知道两人育有孝严、孝慈二子。这位人士表示，依蒋介石的个性，如果他知悉有孝严、孝慈两位孙儿，肯定会想办法让两人在幼年时代即认祖归宗，不会让这两位优秀的孪生兄弟在外头吃那么多苦头。即使不敢明目张胆认祖归宗，至少也会有低调之妥适安排，使孝严、孝慈受到更稳当的照顾。
　　这位蒋家亲近人士表示，蒋介石对孙辈极为爱护，有一封蒋介石写给孙儿蒋孝武的信(蒋孝武为蒋经国、蒋方良生育之第二子)，证明他对孙辈的疼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封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内容十分生动感人：
　　武孙：
　　自你出国的第三天，我就病到现在，尚未痊愈。但并非重病，只是时常发轻微热度，故亦未往他处休养，连你所住的房间，亦不愿去看，以免感慨。我在十六七日复你的电报即问你住在纽约何处？至今尚未接得复电为念。你到纽约，由何人陪伴游览？一切详情还望详告。家中平安。惟“匹灵司”的性情，并不如理想，未免失望，余不多谈。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祖父试想，蒋介石连孙儿蒋孝武到美国短期进修都会万分不舍，甚至忧念成疾，足证蒋介石和孙辈感情极深，而孙辈对这位慈祥的祖父，亦是孺慕敬爱。就因为蒋介石离情甚笃，才会写出“连你所住的房间，亦不愿去看，以免感慨”的肺腑之言。设若蒋介石得知有孝严、孝慈这两位蒋家最能读书的孙辈，以他爱孙之殷，岂会允许有蒋家贵冑血统的孙辈流落在外，受贫穷之苦及“人言可畏”的委曲？
　　因此，这位人士认为，蒋介石完全不知道蒋经国和章亚若婚外恋，更不晓得蒋经国在外育有两子的秘密。与章亚若之间的悲剧恋情，蒋经国始终掩饰得天衣无缝。他之所以如此低调，之所以不让恋情曝光，除了担心曝光之后引起与蒋方良夫妻勃谿，更应与其担心影响其政治宦途有关。毕竟蒋介石、宋美龄结缡之后，笃信基督教，万万不容许蒋经国搞婚外情。
　　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能解开“章亚若死亡之谜”，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蒋经国是否曾经禀告蒋介石有关与章亚若之恋情。然而，我们却能从蒋经国给父亲家书的字里行间，寻索若干蛛丝马迹，找到更出人意表的秘密。
　　1947年冬，孝严、孝慈与外婆的亲友于江西南昌留影。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蒋经国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书，是他在整个章亚若事件中一系列“掩耳盗铃”行动的关键证据，这个关键证据一定程度说明了蒋经国的双面性格，更能说明他是以什么态度处理自己的婚外情的。他说：“赣南各县县长，发起组织参观团，赴粤桂湘考察行政，儿亦拟参加，约二月间出发。”
　　这段文字究竟隐藏着什么玄妙呢？细想，抗战时期，国家财政无比艰困，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长期孤立无援，国民党军队士兵上战场，每人仅发子弹四发，如此惨状，印证民穷财困之实况。战争时期之民穷财困，哪还有经费让小小的县长到处逍遥游？蒋经国毕竟是委员长之子，自有其差旅费上的便利之处，但是，其他的县长，究竟是何德何能，哪来的钱能与蒋经国“组织参观团”，大老远从江西跑到广东、湖南、广西去“考察行政”？
　　更令人不可思议者，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四日，恰为农历除夕合家团聚之日，二月十五日，即为农历新年大年初一。以当年大陆交通建设落伍而且政府差旅费用极度困窘情况下，蒋经国和那些“赣南各县县长”，他们的出差旅费如何筹措？他们要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蒋经国向父亲禀告，这趟行政考察之旅“约二月间出发”，然而，就算二月一号从江西出发，即使路上不作勾留，光是粤桂湘三省跑一圈，即使不依赖飞机，而仅只靠舟车陆上交通工具，恐怕至少也要到三月初才回得了江西。
　　既然二月间出发“赴粤桂湘考察行政”，不是摆明不在赣南与妻子蒋方良过春节吗？民国定都南京之后，固然改革历制，但是，民间依旧是过旧历新年，不时兴过新历年，战争年代亦复如是；纵使蒋介石夫妇过阳历新年(阳历元月一日)，但从未废除农历新年，仍旧非常重视农历新年的节庆仪式。蒋经国偏偏是在农历新年离家远行，确实启人疑窦。
　　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蒋经国在一九四二年农历新年前夕，从赣南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跑到广西桂林，目的就是依约和章亚若团聚，因为蒋经国写这封信给父亲时，章亚若确实已经怀胎六甲，蒋经国事前承诺章亚若，一块在桂林共度一九四二年农历新年。
　　完全有此可能，而且合情合理。按照怀胎时月计算，章亚若应该一九四二年五月才生产，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蒋经国和章亚若事先的安排，是二月间一块在广西桂林过年，到五月预产期，蒋经国再以其他的理由，借故从赣南到广西，陪伴章亚若生产。
　　无巧不成书。怀胎仅七个月的章亚若，却在蒋经国于新年前夕到达广西时，阵痛临盆，生下了双胞胎孝严、孝慈。一九四二年二月，蒋经国原本是要和章亚若在广西欢度农历春节的，风尘仆仆到了广西却刚好赶上章亚若临盆生产。与蒋经国亲近者皆知，章亚若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于广西桂林生下章孝严(今已归宗改姓名为蒋孝严)、章孝慈两位双胞胎兄弟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蒋孝严公布的出生年月日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可是，若考证蒋孝严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蒋家门外的孩子》，蒋孝严说他外婆亲口告诉孝严兄弟，母亲章亚若“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遗言”，外婆“终于断断续续，指着照片说：‘大毛、小毛(孝严、孝慈之乳名)，这是你们的亲娘、我的宝贝三女儿亚若……她好命苦，你们半岁大的时候，她就死了，死得不明不白。’”
　　依蒋孝严外婆的说法推论，章亚若去世时为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死时蒋孝严兄弟仅六个月大，故而往上推算，两位孪生兄弟的生日绝非孝严公开出生资料上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正确的日期应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前后。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前后，正是蒋经国禀告蒋介石要“组织参观团，赴粤桂湘考察行政”的时间点。这究竟是一种“巧合”，抑或是一种“意外”？确实耐人寻味。一个可能的推论是，蒋经国认定广西位处西南边陲，远离重庆与赣南，不但隐秘性高，而且天高皇帝远，在那里，没有人认识章亚若，更不会有人认出大腹便便的章亚若竟是蒋经国的情人，因此选择广西桂林作为章亚若秘密生产的地点。
　　令人不解的是，果如蒋孝严着书所言，蒋经国曾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向蒋介石报告章亚若怀了蒋家骨肉，并当即得到蒋介石的谅解，那么，蒋经国为何不敢向蒋介石禀报他二月要去桂林探望即将临盆的章亚若，而竟是以“赣南各县县长，发起组织参观团，赴粤桂湘考察行政，儿亦拟参加，约二月间出发”为借口。因此可以证明，他并未曾向蒋介石报告章亚若生子之事，而且种种迹象显示，终蒋介石一生，从来不晓得蒋家门外还有亲生骨肉。
　　六月六日，蒋经国向父亲禀告，他已经从大西北回到赣南任所。他只字不提漫游大西北行程中的任何私事，整封信的重点，主要提出防共与剿共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的结尾处，蒋经国告诉父亲：“……华秀妹处，因过桂林未停，致未能一见。”
　　这更令人大惑不解，蒋经国漫游西北期间，在桂林的孝严、孝慈兄弟刚满三个月大，若是确如蒋经国信上说的，他曾经途经桂林，但却“过桂林未停”甚至连章亚若和孝严、孝慈母子三人的住所都过门而不入，这根本违背人之常情。
　　蒋经国信上提及的华秀，即蒋介石兄长蒋介卿的女儿蒋华秀。蒋介卿于一九三六年底去世后，蒋介石爱屋及乌，华秀成为最受蒋介石关照的侄女。蒋华秀抗战前毕业于之江大学，抗战时期溪口沦陷，蒋华秀和母亲等家人避居赣南，与蒋经国、蒋方良夫妇一家生活在一起。一九四二年春天，蒋华秀嫁给了桂系将领白祟禧的外甥韦永成。韦永成曾留学苏联，与蒋经国系同窗。婚后初期，华秀与夫婿韦永成择居广西桂林。因此，身为堂兄的蒋经国从江西大老远到广西桂林，按中国人的亲情伦理，说什么也应该到蒋华秀家里探视拜访，而蒋华秀也势必要尽地主之谊，好生接待。更何况，抗战初期蒋华秀曾经住在赣南二三年时光，必也受蒋经国不少照拂，何至发生“过桂林未停”的情况呢？
　　合理的推断是，蒋经国安排的这趟大西北之行，其主要目的绝非如家书所言是要体认“漫游西北，益深信我国之伟大”，而是要借着“漫游西北”的旅途绕行到桂林。而一九四二年五月间应是章亚若原定的预产期，也就是蒋孝严对外数据上显示的出生日期。但是，天有不测风雨，上天要孝严、孝慈两兄弟提早降生，打乱了蒋经国、章亚若原定的时程安排，但是并不影响五月间蒋经国的桂林之行，他依旧可以拿“漫游西北”作为向父亲禀报的借口，顺道弯到广西桂林和章亚若母子三人私下团聚，隐秘地共享天伦。
　　从蒋经国安排章亚若离开赣南远赴广西生产来看，他是极端小心翼翼，极端忌讳蒋章恋情曝光，更忌讳有人得知章亚若怀孕之事。这种谨小慎微的行为，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但是，唯独这两封蒋经国致蒋介石的家书，令人觉得不合常理。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是，蒋经国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掩饰章亚若生产之事，因此不惜向父亲蒋介石撒谎，这种想“掩饰些什么”的想法，是否隐伏了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章亚若神秘死亡的杀机呢？
　　以当时蒋经国所处的客观环境来看，任何人处于他的立场，都会对婚外恋、婚外生子采取绝对掩饰的做法。试想，蒋经国自从一九三七年春天回国，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回国不过五年时光，在国内尚未站稳身子，章亚若在广西桂林隐姓埋名产下一对麟儿，对地位不稳的蒋经国而言，无异一枚不定时炸弹。这期间，蒋经国在蒋家、在国民党内部，其地位都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他首先必须顾虑到太太蒋方良的态度，深受俄国东正教熏陶的蒋方良，岂会容忍蒋经国在外另筑香巢，产下一对麟儿？他也要顾虑到父亲的地位，一旦消息走漏，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要如何面对国民政府大员，更要如何向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自圆其说？蒋经国本人要如何面对来自蒋家内部的压力，更别说国民政府内部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一切的一切，都困扰着蒋经国。
　　蒋孝严在《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中说：“外婆最懊恼的，应当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却不见父亲的身影。一九四一年前后，在赣州时还能常常和他碰上面，父亲时常会从行政专员公署走到相隔才六百公尺之遥的章家去看亚若，进门后都很礼貌地喊她一声‘伯母’，并且请安。外婆搬到万安县之后，父亲还在一九四三年千里迢迢地去探望过她和两个双胞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