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起因
　　周恩来去世，李君旭“书写”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了“胡志明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事后影响
　　传抄与追查：“遗言”引起巨大震动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境外媒体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像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时“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当时的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数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