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是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首任国防部部长，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时候，广西就出版有《白副总司令演讲集》，抗战爆发后又陆续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论集》。1938年3月，第一本关于白崇禧的传记《白崇禧将军传》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两个月后，建国书店又出版了《李宗仁与白崇禧》一书。此后数十年中，陆续有白崇禧的传记问世，尤属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访纪录》和华艺出版社的《白崇禧传》(程思远著)两书最具代表性。时至今日，由白崇禧将军之子——白先勇先生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也终于问世了。
　　笔者对后代写先辈的传记始终不抱太大希望，往往会受到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去夸大传主，对于部分不利于传主的事件也会予以回避。白先勇也难以免俗，如对白崇禧几次反蒋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谈，对白崇禧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只褒不贬”，内战时期更是“重政略军”。
　　书中的部分说法也值得商榷。如该书上卷第114页有言“父亲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报头条登出——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这里的“日本各大报”、“头条”、“战神”，直接将白崇禧捧上了“战神”的地位。可是这个说法有没有可靠的原始材料来证实呢?
　　据笔者调查，此说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数本白崇禧传记，但对于这一“报道”分8月5日和8月6日两说，又都没有提供原始依据。无奈中，笔者只得自行查阅日文报纸，遗憾的是，前后查询五份，都没有只字提及。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笔者认为仍需寻找有力证据。
　　不过，白先勇的这本著作仍然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说辞，也讲述了不少传主的家事。
　　那么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战神”呢?
　　白崇禧一开始的戎马生涯是和黄绍竑一起度过的。他们一起参加学生军，一起进入武昌陆军中学，又一起考进保定军校三期，而且还都学步兵科，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当见习官。
　　白崇禧生来就有带兵打仗的天性，也在军旅初期生涯中习惯了担当部队主官。之后机缘巧合的是，军校同学陈雄带着白崇禧一同觐见孙中山，并且要到了广西讨贼军第五师的番号。两人兴冲冲地带着这个名义回到梧州后，黄绍竑却嫌这个番号不响亮，三人一合计，干脆就叫广西讨贼军，黄任总指挥，白任参谋长，广西讨贼军的名号就这么打出来了。不过这事在黄、白、陈的回忆录中都打了马虎眼，他们将孙中山授予的名义统一改了口径，坚称孙给的番号就是“广西讨贼军”，没有师的番号。好在《陆海军大元帅府公报》有明确记载，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阅。
　　不管这个部队的名义叫什么吧，黄绍竑走向独立自主的时代来临了，白崇禧也开心地返回到部队，只是他觉得自己当参谋长不如带兵，就借负责制订部队编制的机会，提议由自己兼任第一团团长。
　　黄绍竑和白崇禧虽然是老搭档，但是他明白，两人从广西学生军开始地位就完全一样，如果在这个时候让白当了团长，让他有了兵权，那么在部队中亲近白崇禧的人，就会在无形中抱成一团，万一他们拥白取而代之，后果不堪设想。
　　与其埋下祸根，不如扼杀在萌芽中。黄绍竑就找来白崇禧，好说歹说让白打消了这个念头。此后讨贼军与李宗仁的自治军合流，并统一广西，新桂系三巨头就这样出现了。按照座次，李第一、黄第二、白第三，但在实际上，黄、白之间早就由于兵权而产生裂痕，这就使白逐渐向李靠拢了。
　　白崇禧今后就只能当一个参谋长了吗?当然不是。北伐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广西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自然成为该军参谋长的不二人选。他利用部队重编的机会，再次提出兼部队主官的要求，这个提议照样被黄绍竑否决。不过此时已不是黄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上级，那就是支持白的军长李宗仁。
　　李对白的态度和黄绍竑截然相反。他知道白能打，且一直想带兵，就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兼任第一旅旅长。可是白的这个旅长当得并不长，就当了四个月不到的部队主官，且得时常照顾全军的参谋业务，这真正带兵的时间就更少了。那么他去哪了?
　　“小诸葛”的名号早已不局限在广西一地了。当时的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十分欣赏白崇禧，就把他调到总部去当副总参谋长，三个月后又让白兼代了第二路军总指挥，可以说，那时蒋对白可谓是绝对的重用。
　　可白崇禧并不领情，他知道这些部队不属于桂系，他想带兵是真，但带的是新桂系的部队。于是他在1927年10月利用兼任淞沪卫戍司令之机，将几个补充团编为一个师，官兵自然是从第七军抽调来的。两个月后，白又从黄绍竑的十五军那里弄来几团人再编一个师，这两个师就合编为第十三军，由白自兼军长。直到这时，白崇禧才真正如愿以偿。
　　既已拥有一个军了，为什么不把新桂系的其他几个军的指挥权都抓过来呢?其实早在第七军扩编成七、十五两个军之前，白崇禧就用手中的权力大力扶持鄂籍的新桂系军官。胡宗铎的十九军以及陶钧的十八军，都是在白的大力支持下成立起来的。加上当时担任第七军军长的夏威又和白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样一来，新桂系当时的五个嫡系军，白一个人就掌握了四个。
　　好景不长，继新桂系在1927年将蒋介石赶下台之后，李、黄、白等人又因裁军及诸多原因，于1929年起兵反蒋了。只是这一次，新桂系输得倾家荡产。在蒋的金钱攻势下，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武汉决战，没打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白只得灰溜溜地跟着李、黄跑到香港避难去了。这件事从侧面暴露出了白不懂政治的缺陷，并使他确立了今后“重军少政”的立场。
　　1929年11月，白崇禧借广西局势混乱之机，随李宗仁重返广西，并出任护党救国军前敌总指挥一职，中原大战爆发后白又改任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虽然白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在战事一开始就打得湘军节节败退，但是桂军并没能将湘军击垮。之后粤军入湘侧击桂军，这就使桂军更难打开局面了。
    撤退，只能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白崇禧在这个时候却一反常态地坚持集中兵力，要在衡阳与粤军决战。这一提案虽然得到了李宗仁的支持，但并不符合现实，甚至有不少白的拥护者也反对。即便如此，决战还是打了，结果，自然是败了，败得很惨。这就直接促使了黄绍竑的退出，但却使白崇禧上了位，成了二号人物。
    白崇禧适时抓住了各路军阀不愿与桂军决战的想法，坚决主张抵抗，使新桂系避免了灭顶之灾，这使他个人的威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两广合作后，李宗仁常驻广州，将桂军的指挥权下放给白，白就借这个机会排斥异己，并利用自己兼任广西军校校长的指挥大力培植亲信，使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把桂军整成了支“白家军”。
　　那么要不要取代李宗仁成为新桂系的最高领导人呢?白崇禧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不擅长于政治，与其争着成为政治领袖，不如借着李的威望专心发展军队，由此开始了李、白合作的蜜月期。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军人对战争的理解，大部分仍停留在一战时期的阵地战模式中，这使国军在抗战之初，不能适应新的战争模式，导致大量伤亡。白崇禧对于桂军的训练同样如此，导致桂军在投入到上海战场时接连发起无谓的密集冲锋，遭日军重创。桂军在淞沪会战中不仅损失了大量优秀军官(旅长三名，团长四名)，也使其精锐尽丧，很长一段都没恢复元气。好在白崇禧经过这次教训改变了战争观，根据国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游击战术，并主张“积小胜为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后的作战模式。
　　抗战的爆发，使新桂系重新归属到蒋介石麾下，白崇禧也被调到中央效力，先后出任大本营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部长等要职。八年抗战，白指挥过两次较大的作战，一次是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动大别山地区的桂军积极出击，策应武汉守军。另一次是指挥桂南会战，昆仑关的大捷，白也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是这两次会战，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桂南会战的失利，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后，他受到了降级处分。有人说台儿庄大捷白崇禧也有出力，这或许确有其事，但需要指出的是，台儿庄战役只是徐州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徐州会战的结果，同样是失败了。
　　桂军参加抗战之后，白崇禧主张对怯战分子予以严惩，尤其是对一批作战不力或临阵脱逃的军、师、旅、团长或撤职或枪决，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桂军的积极抗战树立了正面形象。然而到了抗战后期，白崇禧也显露出他私心的一面。比如在1944年的桂柳会战中，他将本应承担防守桂林的几个与他有亲信关系的师、团长调走，并抽出了精锐部队以保存元气，反调一个新兵师来承担守城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士气。抗战胜利之际，白崇禧甚至还违背蒋介石不让桂军进入南京受降的命令，暗中指示所属第七军一个师进城受降，给了蒋记中央一个难堪。
　　内战中的桂军，虽散布在华东、华中两个战场上，但鲜见硬仗，基本在打酱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盘，他依然想保存实力。唯一的莱芜战役，还是因为部队主官的异动，而未战即败。桂军在基本没有受到较大损失的情况下，度过了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国防部长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
　　现在有不少人说白崇禧在担任国防部长前夕曾前往东北指挥作战，并在四平大败林彪，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一文中也指称由于蒋没有采信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片面下停战令，给了林彪喘息之机，方导致日后东北惨败。笔者认为，此二说有待商榷。
　　我们知道，白崇禧前往东北之前的实际指挥者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前线指挥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负责。根据史料记载，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战的。这里的“督战”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亲临前线监督作战，那么作为督战官的白崇禧有权直接干涉指挥吗?笔者目前还无法给出结论，不过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一书对白在东北有相当长篇幅的记述(423页-424页)：
　　5月17日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到沈阳视察。白氏在当晚与杜聿明将军详细分析、研究了北满军事情势后，又于次日在杜将军陪同下亲临我设在开原的前进指挥所视察……白、杜二位将军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问题的。但白将军对于我们下一步攻占长春、永吉的作战计划却有些忧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长春北进，这样一则可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非难，二则可以获得整训部队的时间，假如与中共和谈失败再发动进攻不迟。杜将军则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这时，我们闻报右翼兵团……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这个消息使白将军非常高兴，他也预感到解放军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将军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据说在火车上二人继续研究进攻长春、永吉的问题……最后白氏总算放下心来，对杜说：“如果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就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同委员长讲，收复长春、永吉后再与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白、杜二将军当日即同返沈阳。次日，白氏便飞回南京……
　　可见，“停止北进”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来主张乘胜追击被否之说。据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记载，国军总攻四平发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达东北的前一天。此时国军已占据绝对优势，而白抵东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经过中央的同意而放弃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试问，白仅在17日这一天，即便亲自干涉指挥，对于整个战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之后，精锐基本丧失。此后蒋介石被迫下台，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巅峰，李宗仁也成为代总统。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划江而治却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白就只能与中共正面交锋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虽然信心十足，但却没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两湖的军队。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辙，他对局势太乐观了。当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湖北的张轸和湖南的陈明仁先后起义，这使新桂系的根据地广西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直到此时，白崇禧仍然困兽犹斗，他集中桂军主力于衡阳、宝庆地区实施反击。“小诸葛”的名头虽然在青树坪捞回一票，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军的重创。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辙了。
　　桂军主力一战即败，其他各路桂残军自然也挡住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了。很快，各路桂军或灭或降，只有少量部队逃到越南。尽管白崇禧要在广西实行总体战，尽管还有人愿卖命，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根据地——广西，黯然南渡台湾。
　　综观白崇禧一生，历经阵战无数，可谓一员杰出将领。但在实战指挥上，白崇禧的优势则更多地表现在参谋业务上。用当年军中流传的话来说，白崇禧能入列“民国三大参谋长”而不是“三大指挥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小诸葛”之名名副其实，但“战神”之誉就姑妄听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