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权制度，是明史中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成果也比较显著。方志远先生的《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一书，将明朝国家机构各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以及来龙去脉条分缕析，使读者得窥明朝国家制度的精心建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明朝皇权的把握相当完整。继王天有等人的研究之后，该书在明朝中枢权力结构的研究上，不仅更为细致深入，也有更好的视角与问题。比如作者指出，在明朝的权力中枢，宦官是“皇帝的代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明朝废相之后专制集权的走向，可以发现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
　　明朝废相，是在公元1380年，即明朝洪武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后世宰相的权力很早就出现了，诸如“尹”、“冢宰”、“大宰”等名，皆为国家行政官之首。春秋战国时期，此类职位又以“相”、“丞相”、“相国”之名出现，或称“执政”。秦统一后，历朝皆设宰相一职。汉武帝虚置相职，而将相权基本纳入内廷。从此，历代总是通过对相权的分解，以增强皇权对中央行政的控制力。但是，作为中央行政的中枢，相权始终是存在的。而明朝废相之后，这一历时数千年的宰相制度便不复存在了。
　　然而，废相之后，洪武皇帝并没有真正废掉相权；而是一身而兼二任，既当皇帝，又当宰相。那时候，朱元璋平均每日要处理两百多份文件、四百多项事由。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不得不命令臣下把所有的奏章都写得短而又短，并规定了统一的格式。他还设立了殿阁大学士制度，让一些读书人跟随左右，随时咨询顾问，以解决阅读上的困难。但他严禁大学士议论朝政，以防他们干政。对于历史上的宦官和外戚干政，他深恶痛绝，再忙也不让这些人插手。
　　凭着自己的威势和治政经验，朱元璋大致可以将“日理万机”做得不差。然而，这种一身而兼二任的办法，却让继位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年轻的皇帝难免贪睡，上早朝晚了，就会有大臣进谏，说朝政被耽搁了，要求他能像太祖皇帝那样，天不亮就起床，太阳未出就朝见群臣。碍于祖训，建文并不敢恢复宰相制度，却将六部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以至于后来篡位的叔叔、明成祖朱棣指责他：“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是，建文再怎么加强六部的权力，都不可能弥补作为中央行政中枢的相权的缺失。实际上，建文即位后，即召方孝孺“参预机务如内相”。1402年，当朱棣的军队攻占京城时，发现建文已在内廷设立了内阁机构，并备有特制的文渊阁印。这与他的祖父只以殿阁大学士随从顾问的情况大不相同。方孝孺主张君、相分权，恢复古典的冢宰制度。而比方孝孺更长一辈的明朝开国文臣刘基，也非常强调丞相制度的重要性。他曾把后世分解相权的做法，比喻为把不成材的“小木”束在一起充作栋梁之材，是撑不起中央集权这座政治大厦的。
　　如果不是朱棣篡权成功，方孝孺、刘基关于相权的主张，是否会影响明朝政治体制的走向不得而知。明成祖篡位后，尽管对建文时期“变乱法制”的做法一概“革除”，却悄悄地保留了建文时期设置的这一“内阁”，并立即召文臣入阁参预机要，开始改变原来由皇帝兼任宰相的做法。由此，相权开始融入皇权，成为明朝的皇权一部分。这与刘基和方孝孺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洪武皇帝禁止宦官议政，为此还立下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将严禁宦官干政的命令铸成铁碑立在宫中。在他看来，宦官的事情就是宫中杂役，或者奉使传令。但是，既要用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又要防止皇权沦于权臣之手，其最方便之法门，就是让宦官与阁臣对掌机要。明成祖在位时，宦官开始大量地受到重用。《明史》上所谓“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的讲法，大致是不错的。无独有偶，朱棣借口“训女官”，下令让已有子嗣的学官，自愿净身，入宫教书，破了洪武皇帝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朱棣的“好圣孙”宣宗即位后，则干脆在宫中设立“内书堂”，“专授小内使书”。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然，要重用宦官，则不得不使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
　　明朝宦官接触朝廷机要，是从文件收发上开始的。朱元璋于废相前两年，即洪武十一年，曾下令“奏事毋关白（禀告）中书省”。从那时起，京官奏事，一律改由“皇极门（后称会极门）实封奏闻”，而不再通过中书省。此外，明朝地方官的奏疏，原本汇集中书省，但自洪武十年朱元璋设通政司后，若非事涉机要，即由通政司直接送往六科。六科是皇帝监督六部行政的机构。朱棣在位时，命令通政司：“凡书奏关民休戚，虽小事必闻，朕听受不厌倦也。”越来越多的奏疏要直达御前，宣宗时就设立了文书房，隶属于司礼监（洪武十七年设置），统一汇集内外官奏疏。文书房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登记、整理和抄录往来文件，而由司礼监呈递御前。司礼监掌握着最充分、重要的信息，又服侍在皇帝身旁，帮皇帝跑腿办事，传递信息，俨然是“皇帝的代表”，最适合用来制约、压制内阁，其权力和地位于是迅速上升。
　　内阁参与机要，原本无非是阁臣与皇帝“面议”朝政。这在洪武皇帝治下，是严厉禁止的。那时，凡事“听自上裁”，官员奏疏概由朱元璋批答，即亲笔写出处理意见。建文时，“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足见其时臣僚已可以与皇帝面议朝政，为皇帝执笔批答。成祖、仁宗时，朝政的处理通常也是与阁臣面议，批答则由皇帝亲力而为。朱棣晚年精力不济，才经常委托阁臣代他批答公文与官员奏疏。宣宗在位时，处理官员奏疏，改由阁臣先用“小票墨书”代他批答，称“票拟”或“条旨”，贴在相关奏疏的封面上，送司礼监后誊抄，再交皇帝批准。如果事关重大，宣宗还是会当面与大臣商议；议定后亲自批答。
　　能够与皇帝面议朝政，是阁臣所期望的。阁臣如果不能与皇帝面议朝政，意味着他有限的建议权也不存在了。更令人扫兴的是，在没有面议的情况下，阁臣票拟必须严格按照“九卿之成案”和“司礼监粗写事目”进行。“九卿之成案”，即内、外廷臣在各自主管的范围内，就具体问题的解决，向皇帝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司礼监粗写事目”，即司礼监根据“九卿之成案”，为阁臣规定的票拟提纲。就这样，阁臣票拟完了，还得皇帝用红笔批示。同意的，交司礼监用红笔誊清，送文书房抄送相关机构执行。然而，由于疏懒，更由于要压制内阁，皇帝总是把批红的事交给司礼监去做。
　　“票拟”成为惯例，始于英宗即位。英宗那时还是个九岁的顽童，批答之事由阁臣代劳，而一切都听王振教唆。王振掌司礼监，对阁臣票拟总是指手画脚。土木之役，英宗成了蒙古瓦剌的俘虏，皇位被景帝取代。也许是因为有过这样的惨痛教训，英宗复辟之后，对宦官的宠信有所克制，比较注意控制阁臣与宦官之间的平衡，“每事与内阁面议然后批行”。但是，宪宗继位后，经常是直接让宦官替自己批答官员奏疏。可见，内阁票拟，不是皇帝必须遵守的制度。司礼监作为“皇帝的代表”，甚至可以直接让宦官代表自己批答。所以，方志远先生说，司礼监就像是内阁中的内阁。
　　孝宗继位后，更多的则是让阁臣票拟。但他却发现，阁臣对此颇有怠惰，而让阁员代拟。他传旨说，要注意保密，内阁大学士必须亲自动笔拟旨，亲自印封，然后密送皇帝。对于孝宗的这一要求，大学士刘健非常婉转但又倔强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内阁票拟的确事关机密，所以从来皇帝找阁臣议事，也都是亲临内阁，或在便殿秘密召见，照例是要避开他人耳目，对阁臣面授机宜的；现在除了例行活动，阁臣根本见不到皇帝，连司礼监的人也见不到；圣旨由司礼监传达至文书房，再由文书房通知内阁；内阁票拟也要经过文书房、司礼监，才能呈至御前。刘健提出，要么恢复皇帝与阁臣“面议”朝政的老办法；退而求其次，也应让阁臣看到皇帝的亲笔；再怎么不济，也应由司礼监“口传圣旨”。他用这种办法，来表达他对凡事都要由司礼监下属的文书房来传达的反感。对于刘健的婉转批评与倔强，孝宗是容忍的。但对他的请求，照例是敷衍了事。此后六年之间，孝宗与阁臣“面议”朝政，不过数次而已。内阁与皇帝的沟通，还是要由宦官来充当代表。
　　武宗即位之初，就有大臣批评他“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揜公”，并指出这是由于阁臣“不得与闻”机要，而奉侍在侧的宦官“阴有干预”造成的。之后不久，刘健也批评说，阁臣身在内阁重地，不过“徒拥虚衔”，朝廷的圣旨下来了竟然还不知道；本来由阁臣票拟的东西，随便就改掉了。等到刘瑾执掌了司礼监，刘健等阁臣被罢官为民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那时候，官员的奏疏，刘瑾都是带回家与亲友一起“批答”，然后请内阁大学士焦芳帮助润色。刘瑾倒台后，大学士李东阳揭发说，自己为皇帝拟旨，不是被刘瑾驳回，就是被改窜；改窜了的东西誊抄后，还要逼他抄一遍，作为原稿“落底”存档。
　　明人谢肇淛指出，明朝的宦官“体统尊崇，常居百僚之右。辅臣（阁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可见，在明朝的权力中枢，宦官的地位尊于阁臣。盖宫廷政治既已彻底制度化，宦官因为最接近皇帝，其地位上的这种“尊崇”，若非皇帝本人有意加以裁抑，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阁臣身在内廷，毕竟联系着整个官僚系统，若非严格地加以屈抑，难免使相权死灰复燃。制度的精神如此，明史上内外臣僚对宦官的普遍千依百顺，就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制度使然。所以，在明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一直到嘉靖之前，尽管是宦官专政，但整个明朝权力中枢和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稳定的，阁臣已甘心并习惯于屈居宦官之下。
　　然而，从武宗去世到世宗登基的三十七天皇位空缺期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在这三十七天里，首辅杨廷和竟破天荒地总揽了朝政，宦官不得不听由内阁主持朝廷中枢。等到朱厚熜入京，杨廷和为他起草登基诏，将武宗时许多弊政都宣布废除了。为此，文书房的宦官找到杨廷和，说诏书有几处写得不合适，要删。杨廷和怒斥道：“过去有什么事不合你们的意，你们动不动就说是皇帝要如何如何。现在要删改诏书，难道也是新皇帝的意思？那就等我们上朝祝贺新皇帝登基时当面奏请，还要问清楚究竟是谁要删改诏书！”这件事，内阁胜利了。它表明，作为“皇帝的代表”，明朝宦官的权力和地位，完全依附于皇帝个人，并不具备独立行事的资格和能力。短暂的皇位空缺期间，司礼监的“皇帝的代表”身份不能成立，阁臣迅速获得了独立行政的权力。
　　世宗登基之初，兵部一位叫霍韬的官员上书说：“阁臣职参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起干政之渐。自今章奏请召大臣面决施行，讲官、台谏班列左右，众议而公驳之。宰相（阁臣）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权之谤。”当此宦官与阁臣的势力此消彼长之际，霍韬已然看到今后约束内阁权力的必要性。尽管他没有忘记批评前朝宦官的专权，却特别提醒皇帝今后不要因为压制了宦官，而放任阁臣超越权限。他提醒世宗，只有恢复皇帝与阁臣“面决”朝政的制度，宦官与阁臣才能各安其位，皇帝对明朝权力中枢的控制才能保持平衡。
　　后来以首辅地位专权的阁臣张璁，当时对内阁势力扩张的危险性，也表示了深刻的担忧。他向世宗皇帝表示，根据《洪武祖训》，朝廷罢宰相，设五府（军事机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司，分理军政、司法、民政和监督诸事，使它们“彼此颉颃（抗衡），不敢相压”，朝廷才能总揽大局，政治才能稳定；而阁臣向来少有善终，就是因为身处“易生嫌疑”之地，并负有“易招非议”之责（代言拟旨）。张璁提出，朝政要么按照“祖宗之制”由皇帝自己决断，要么召“廷臣集议”，也就是与阁臣“面议”，才能“建国家久安长治之策，以全君臣如终相保之道”。他说来说去，就是强调内阁的作用不能超出“止备顾问”的限度，否则将引起阁臣与皇帝之间的冲突。
　　世宗登基之初，就对臣下说，如今章奏都是由他自己亲自批阅后交由内阁拟旨的。实际上，直到晚年，世宗“虽修玄西内，而权纲总揽，夜至五鼓，犹览决章奏”。终嘉靖之世，四十五年之间，世宗始终不让批红之权落入宦官之手。也就是说，宦官的“皇帝的代表”身份，被嘉靖皇帝取消了。结果是内阁的权力愈益扩张，阁臣为争夺内阁首辅之位斗得也愈来愈凶，且各自与内外行政官和监察官（科、道官）勾结得愈来愈紧密。其时，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其实”，“天下事未闻朝廷，先以闻政府（内阁）”。其间，严嵩先后两次出任内阁首辅，为时十五六年，更将爪牙遍布朝廷。这样的情况，造成明朝皇权控制的状态越来越不平衡。以至于徐阶为首辅之后，提出“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使内阁的作用回归本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穆宗继位后，恢复了嘉靖以前倚重宦官的政策。穆宗在位六年，虽然高拱和张居正仍各以勾结部、院和科、道官为能事，但张居正最终从高拱手中夺取首辅之位，还是由于他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深相结谋”。《明史》上说，神宗继位，高拱要求将司礼监的部分权力归还内阁，并驱逐冯保，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驱逐了。及神宗继位，十岁孩童尚不能亲政。十年之间，在宦官得到重新重用的情况之下，因为有了冯保的支持和配合，张居正始能有所作为。神宗皇帝当然不愿意看到嘉靖以来所养成的那种“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的情况，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张居正去世后，他一方面组织清算张居正的“专权乱政”；另一方面就是完全恢复以司礼监压制内阁的老办法，使“内阁所撰诏旨，必由中官先写事目送阁”。
    穆宗、神宗两朝，宦官重新成为“皇帝的代表”。这老一套的办法，若非存在着严重的朋党问题，是可以有效制约阁臣的。可惜的是，朝廷其时已布满朋党，且因利益固结而变得牢不可破。宦官重新成为“皇帝的代表”，适足以激化朋党之间的争斗。此后的历史说明，无论是东林，还是浙、楚、齐、宣、昆诸党，他们的命运皆与皇帝重用的宦官有关。曾几何时，东林党的得势，是由于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的支持；而王安的失宠、被杀，则成为东林党人的噩梦。而对于反对东林的其他党人来说，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的得势，无非是使他们都一概成了“阉党”。那时候，满朝的“阉党”，“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魏忠贤甚至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中旨”。末代皇帝崇祯继位后，一力清除了魏忠贤及其余党，并重新起用东林党人。然而，崇祯最终却认为，天下事大都是被士大夫搞坏的。明亡的最后一年，崇祯甚至命令收葬魏忠贤遗骸。皇帝临死都认为，不是宦官而是“诸臣误朕”。他所谓的“诸臣”，当然就是指朋党。
　　不得不承认，明朝所精心构建的皇权中枢，就其保证皇帝的专制集权而言，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制度水准。它通过将批答之权分解为票拟和批红，使内阁和司礼监对掌中枢；通过“九卿之成案”和“司礼监粗写事目”对阁臣票拟的双重制约，严格限制了内阁参与朝政的程度和范围；通过让司礼监代行批红，甚至批答之权，有效地监视和压制住了阁臣。总之，宦官所行使的一切权力，都是以“皇帝的代表”的身份进行的。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自仁宗、宣宗之后，皇帝的疏懒、荒唐和昏庸是惯常现象。然而，皇帝不仅没有被权臣、宦官颠覆的可能，而且随时都可以拿下他们，从不存在皇帝受制于人的现象。但像这样精心构建的制度，却连使阁臣与皇帝面议朝政都保证不了。显然，在对待权臣、宦官、朋党等问题上，明朝的中枢权力建构，更多的是错误地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