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同志弥留之际，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兰考县一位副书记说道：“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为兰考人民鞠躬尽瘁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时年42岁。
    焦裕禄逝世几天后，1964年5月下旬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全省沙区造林会议，按照会议议程，4位沙区造林先进的县长作了发言。第二位发言的是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的张钦礼，他代表兰考县作了典型发言。张钦礼介绍了兰考县的造林情况、成绩和经验，还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作出的重大贡献和许多感人事迹。当张钦礼介绍到焦裕禄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时，张钦礼已是泣不成声。会场上，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眼泪。会议原本规定，典型发言每县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当时主持会议的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也被感染，他站起来说：“讲，不受时间限制。”就这样，张钦礼讲了两个半小时，全场泣不成声。会议结束时，副省长王维群宣布：“转变会议主题，下午全体讨论焦裕禄事迹。”当时参加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便及时地向分社领导作了汇报。全省沙区造林会议不久，河南省委就作出决定向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学习。
　　1964年9月，新华社河南分社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逯祖毅一起赴兰考采访。在兰考县的半个月里，他们常常被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写成长篇报道后，引起了新华社领导的重视。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肩题是：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主题为：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副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2100字通讯报道。当年11月22日《河南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并配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的这篇报道发出后，在全国，特别是河南省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学习活动。《河南日报》专门开辟了《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专栏，每周刊出一次，先后刊登了十几期。
       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国家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初见成效，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复苏时期。这时作为负责国内报道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脑子里思考的还是他的主旋律，那就是如何发掘出蕴含于人民之中那种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通过新华社的稿子，播撒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1965年秋，新华社总社准备在西安召开分社会议，讨论下一步报道计划。为了能先找到一个突破口，穆青决定和同行的记者冯健绕道河南。
    在新华社河南分社会议室坐了一屋子记者，穆青高兴地与大家见面。这是他的老习惯，他最喜欢听第一线的记者们谈基层的情况。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第二天，穆青一行要去西安。临走前他让分社领导给周原留下话，叫他先到豫东灾区摸摸情况，物色几个采访线索，１０天后他们回来听取汇报。
    周原在穆青走后的当天就直奔豫东灾区。穆青为什么选定豫东灾区？或许他是被周原讲的灾区人民的那种闪光点所触动，或许是因为他对豫东灾区——自己家乡的苦难有所了解；或许他早有考虑，但无论如何，这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已经蕴藏着发现。豫东是河南重中之重的灾区。这里有历史遗留下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自南宋以来，横穿豫东的黄河屡屡决口，十年九灾。旱时禾苗枯焦，涝时平地行舟。起伏的沙丘连绵无际，寸草难生，酷似戈壁沙漠。盐碱滩里则是“风吹白云起，六月遍地雪”，夜里走路不用打灯笼。穆青了解豫东人民的苦难，更知道豫东人民身上那股子百折不挠的顽强。他坚信，在豫东灾区一定有比灾情更强硬的东西！
豫东对于周原来说是陌生的，他还没来过这一带。他坐上长途汽车第一站到达杞县。县里正在开公社三级书记会议，县委书记不谈，说晚上要看戏，没空，派了个水利局局长来应付。一无所获，周原着急，第二天天蒙蒙亮就跑到汽车站，在小吃摊上刚吃了一碗元宵，见到一辆车子正要开，他“噌”地跳了上去。
车开出去好远，他才问：“这车是去哪儿？”
售票员奇怪地扫了他一眼，冷冷地回答：“兰考。”
   “兰考就兰考，反正还在豫东圈里。”周原想着，心里踏实了。
    车到兰考，周原摸到县委大院，迎面碰上县里的新闻干事刘俊生。刘俊生把周原领到办公室。周原说明来意：“我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想写一篇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他让我先探探路，打个前站，摸摸线索……”刘俊生抢过话头就说：“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俺们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周原一愣，忙问：“谁？”“焦裕禄！”说着，刘俊生从床底下抱出了一堆破棉鞋、破袜子、破衣服，旁边还有一张破藤椅。这些都是焦裕禄的遗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焦裕禄临终前准备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内容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笔。接下去的日子，周原哭肿了眼睛。
    １２天之后，周原回到郑州。穆青一行刚好从西安回来。一见面，穆青就从周原的眼睛里知道：灾区有金。
    不过，他们的时间表至少晚了一年。他们刚刚得知，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过由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等人写的焦裕禄的人物通讯。《河南日报》转载了这篇通讯，还配发了社论。穆青找来那份《河南日报》读了一遍，挥挥手：“计划不变！”
    翌日，省委派出一辆北京吉普车，分社领导与穆青等人同行。车子在寒风料峭的中原大地上飞奔。开封——杞县——睢县——宁陵——民权，穆青一行乘坐的吉普车一路走过。按照周原的安排，他们在这些地方只有短暂停留。那一日，车子终于驶进兰考境地。
    1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７日上午，穆青一行走进兰考县委大院。大院里有两排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漫地而生，爬上墙头、窗台，红砖墙被盐碱咬蚀得斑驳鳞体，有的地方成了白粉。院子中央有一棵不高的石榴树，在满地盐碱的衬托下，就像一株褐色的铁枝。县委会议室的正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西面墙上有一只老式挂钟，钟摆“嘀嗒嘀嗒”地摆动。屋子中间是一张破旧的长方形的木桌，两面对摆着几张破木条钉起来的连椅。张钦礼、刘俊生，还有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有些紧张，兰考这个穷县很少有记者来，可今天……他们把已经熟识的周原悄悄拉到一边，问：“没想到来了这么多北京的大记者，这该咋个讲法？”
    周原说：“你们第一次怎么跟我讲的，就怎么跟他们讲。是啥说啥，一句不要夸大。”
   “讲焦书记还用夸大？”三个人的眼圈红了。
    他们拿出了珍藏的焦裕禄的三件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一把破藤椅，还有焦裕禄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位县委书记清癯、消瘦，有一双沉静而深邃的眼睛。
    时光在这一刻倒流……
    那晚下大雪，我看见焦书记房间里的灯光亮了一夜。大清早他挨门把我们干部叫醒，干啥？他说快去看看老百姓，“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共产党员应该出现在群众面前！”这一天焦书记硬是忍着病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转了9个村子。在许楼村一间低矮的茅屋内，一个无儿无女的瞎眼老大娘问他：“你是谁？”焦书记答：“我是你的儿子！”
    那次暴雨下了七天七夜，焦书记一刻不停，打着伞在大水里奔来奔去，亲自测绘洪水的流向图。到了吃饭的时候，村干部张罗着要给他派饭。焦书记吃过灾民讨来的“百家饭”，喝过社员家的野菜汤，可这会儿他说啥也不吃。为啥，他说，下雨天，群众缺烧的了。
    焦书记家里也困难，没有一条像样的被子，烂得不行了翻过来盖。我们县里补助他1.5公斤棉花票，他就是不要，说群众比他更困难。
    他后来被查出肝癌，人都不行了，还在病床上念叨，张庄的沙丘，赵垛楼的庄稼，老韩陵的泡桐树。临死前还要我们去拿把盐碱地的麦穗给他看一眼。
    焦书记得病的消息传开后，四乡八村的老百姓涌到县委，都来问焦书记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到病房里去看看他。县里干部劝也不听，东村刚走，西庄的又来了。后来焦书记的遗体运回兰考，老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抠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地喊“回来呀回来……”有个叫靳梅英的老大娘，听说焦书记去世了，大黑天摸到县城，看见宣传栏里有焦书记的遗像，不走了，就坐在马路上，呆呆地看着遗像一动不动。那时，天上正下着雪……
    伤痛，伤痛，依然是伤痛！心被撞击着！撕扯着！震撼着！一屋子记者早已哭成泪人。
    穆青悲恸得不能自持，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
    中午，炊事员做好了饭，谁也没去吃，一个个都在哭。
    下午继续谈，更不行，一开口就哭，伤心得连钢笔都捏不住。
    晚饭热了又凉，无人动筷，咽不下。
窗外夜幕降临，寒气愈加浓重，北风呼呼作响。穆青站在一盆炭火前，望着蓝色的火焰，心里翻江倒海。
周原推门进屋。穆青劈头吼道：“写！现在就写！立即写出来！”
   “谁写？”
“你写！”
“不等迁坟了？”
“马上写！”
“怎么写？”
“就原原本本地写。这么一个县委书记很少见到。他这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又这么热爱他、怀念他。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再笨也要把他写出来！不把他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他接着说：“今晚继续召开座谈会，把县委了解焦裕禄的人召集起来继续谈。”
    当晚，参加座谈的人除了张钦礼、刘俊生、李忠修，还有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经常跟焦裕禄下乡的张士，以及陪焦裕禄看病的赵文选等。哭声、谈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穆青一夜无眠。寒风吹打着窗纸，细细的黄沙从门缝、窗隙间钻进来，静静地落在脸上、被子上。他蜷缩在被窝里，一闭上眼睛，焦裕禄的面孔就在眼前晃动。
焦裕禄，山东人，１９２２年出生，比穆青小一岁，年轻时参加革命。作为与穆青经历了同一段革命历史的同一代的共产党人，穆青对这位已故的县委书记有着太深的理解、太多的感受。
    焦裕禄是在兰考遭受空前自然灾害的关头，毅然接下党交给的重担。他说：“穷不怕，困难也不怕，越是穷，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共产党员，就是要在困难中逞英雄嘛！”这是多么熟悉的话语。穆青想起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国内部报道会议上讲的话：“我们在物质上不行了，但我们的精神不能垮！我们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在狂风暴雪的冬夜，带着县里的干部来到火车站，面对着眼前扶老携幼逃难的灾民，他沉痛地说：“党把担子交给我们了，把群众交给我们了，我们不能领导群众去战胜灾荒，反而让他们流离失所，这是我们的失职，是我们最大的责任！”责任，这两个字让穆青脸上发烧。他想起了清凉山上那个夜晚，博古对失职的报社记者们的严厉批评。就是从那个晚上，穆青牢记下了自己的责任。
焦裕禄风雪天访贫问苦，当那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问他：“你是谁啊？”他俯下身回答：“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让穆青痛断心肠。他想起战火年代那些为了保护八路军牺牲的百姓；想起南下途中那些推着小车、担着挑子的支前民工；想起雪原小屋那个把他的冻脚捂在怀里的老大爷……“我也是人民的儿子啊！”
   “焦裕禄，好同志，好兄弟，我们有太多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太多共同的责任，我们有太多共同的感情！然而你更忘我、更纯粹、更高尚！”
    穆青的泪水洒满枕头。许久以来积蓄在他心底的种种寻找、期待、思考、情感……这一刻，如长河决堤。
    周原继续在县里基层采访。
穆青一行，先是去了黄河拐弯处的险地东坝头，之后又去了韩庄、张庄等村子。在韩庄他们到了老贫农肖位芬的家，他正在吃馍头，一提焦书记，一口馍头就是咽不下，吐了出来。他流着泪讲述了焦书记坐在地铺上和他扯了三天三夜的情景。焦裕禄正是听了这位老人的建议，在兰考大栽泡桐，取名“兰桐”。肖位芬指着屋前大片的泡桐林说：“焦书记要是活着，看到这些林子，他该多高兴……”
张庄是焦裕禄提出“贴膏药扎针”封沙丘办法的第一个试验点。这里原是清朝的黄河故道，有一个沙丘叫“九米九”，走上去，沙子流进鞋窝。“九米九”旁有个下马台，这里过去有一个彭庄，被沙丘埋没了。苦大仇深的看林人赵发财对穆青说，他爷爷想发财，穷死了；爹爹也想发财，生了他就取名赵发财。来了焦书记领着封沙丘，用胶泥糊，再栽上洋槐树，叫“贴膏药”、“扎针”，又把封住的水井挖开了，河也挖开了，又种上了果树，现在真要发财了！
    在姬庆云家的小屋里，穆青听他讲述了焦书记和村里人一起翻淤压沙。吃派饭时，就吃各处要来的“百家饭”。姬庆云说着哭着，一把鼻涕一把泪……　
    穆青在村里的所见所闻，使他再一次感受到焦裕禄——这位去世的共产党人的不朽。
    兰考成为穆青一行人情感无法承受之地，他们在这里吃不下、睡不着，开口就想哭，去哪儿都泪流。最终，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
　　这一天早饭后，穆青一行离开兰考，到达开封。
　　当晚讨论稿子。
　　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写不写灾荒？
　　这在后代人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问题。灾荒有什么不可写的？然而在当时，它却是一个不成文的清规戒律。不要说大的自然灾害，就是飞机失事、山体滑坡诸如此类，都是不能随便报道的，要报，必须要有上面的指示。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等高级官员，当年被革除官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如实反映了灾情，这叫“给社会主义抹黑”。
　　眼下，穆青想：焦裕禄上任的关口，正是兰考灾难最严重的时候，县里的４个火车站，天天挤满了外出逃荒要饭的灾民，见什么车扒什么车，夏天回来了冬天又走了，兰考在河南被称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这都是事实啊！焦裕禄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来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顽强抗灾，喊出了“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誓言。如果不写灾荒，又哪来的焦裕禄呢？
　　穆青思忖良久，决定：“写！”
　　稿子棘手的第二个问题，是写不写阶级斗争？这又是一个犯忌的问题。曾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多年后回忆那段形势时说：党的八大以后，明确要搞经济建设，到了八大二次会议又转了。因为当时毛主席在党内提出整风，主要是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结果整风放出许多比较偏激的意见，毛主席一看，觉得不行，认为思想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解决，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于是，国家从主要搞经济建设转为搞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写阶级斗争，风险很大。但是穆青想，兰考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确实没有搞阶级斗争。没有的东西怎能乱写？穆青终于作出决定：“兰考没有阶级斗争，我们不写！”
　　拦路虎被扫除。
在穆青的内心，真的没有一点顾忌吗？有的。多年后从他留下的一本采访笔记里可以看到，里面记录的当时兰考的贫困情况比稿子里写出的要悲惨得多。不仅仅一般的老百姓靠讨“百家饭”度日，就是焦裕禄、张钦礼等这些国家干部，也时常要靠讨来的“百家饭”充饥。没有写这些，不是穆青的过失。他已经迈出了在那个年代需要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才能迈出的一大步。这一步，是靠了２０年前清凉山在他心中奠定的“实事求是”的信念，这是他不曾动摇的。
　　周原很多年后讲过这样一句话：没有穆青参加，这篇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在这中间要担当很多责任。
    开封交际处（国际旅行社）二层的５个房间，彻夜明灯。
　　穆青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周原写焦裕禄通讯初稿，冯健写一路跑下来的豫东抗灾全景通讯，另外两个人写评论。穆青不停地在几个房间走动，像个“监工”。半夜他走进周原的房间，看到稿纸上有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不禁击掌叫绝：“好！这样的话多来几句！”
    后半夜，穆青见他们４个人写得正酣，便在自己的屋里埋头记日记。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一边流泪一边记下采访焦裕禄这些日子的种种印象、感受。这些文字有的后来就用进了那篇通讯中。“文革”抄家时，他所有的采访资料几乎丧失殆尽，一天他偶然从儿子的课本堆中发现了这本日记，上面斑斑泪痕依稀可见。
    一天一夜没有停笔，12000字的初稿，周原挥泪一气呵成。穆青、冯健带着这份初稿回到北京。
　　穆青首先向吴冷西汇报。当时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那天吴冷西很忙，他对穆青说：“没空。”“只要半个小时。”穆青坚持。半个小时的汇报后，吴冷西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站起来，连声说：“写！发！”对穆青提出的一要写自然灾害二不写阶级斗争的意见，他完全同意。同时，吴冷西让他先在新华社内部作个报告。结果那场报告，台上的穆青泣不成声，台下的听众哭声一片。
    稿子先由冯健修改，再由穆青修改。北京那时已入三九。每天夜晚穆青穿着棉衣、棉裤坐在桌前改稿，后半夜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寒气逼人，他就干脆钻进被窝里，头靠着墙，双手捧着稿子改，一段一段字斟句酌。床头那盏台灯彻夜不息。日子长了，床头的白灰墙壁上竟然磨出一块巴掌大的脑油印。他后来曾回忆这一段情景：满脑子都是他，耳朵里回响的是他的声音，眼睛里看到的是他的形象，如醉如痴一样。稿子改到第五遍，他们拿给了吴冷西。吴冷西看了稿子，一边流泪一边对家人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太压抑。他建议：“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尽管穆青还真有点舍不得删掉那段动人心魄的结尾，但认为吴冷西的建议是正确的，便忍痛割爱。
　　第七稿改好，穆青再拿给吴冷西看。吴冷西通过。
    穆青让人把稿子打出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核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周原带着稿子到兰考，正赶上县委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张钦礼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刚一念就泪流不止，念不下去了。卓兴隆接过来念，他哭得更厉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间几次哽咽无语。就这样，一篇稿子换了三个人才念完。在场两千多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稿子终于完成了。在穆青的感觉中，就好像是随着这位死者、这位优秀的共产党人、这位心灵的至交重新活过一遍，他心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焦裕禄的身上找到了。
稿子最后决定要发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荒，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吴冷西感觉难以最后作主。于是他带着穆青找到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他们的观点。彭真拍板：发！
1966年2月6日清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气氛异常。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上午就要播出，可是录音制作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稿子还没念到一半，中国“头牌”播音员齐越已经泣不成声……中断，中断，录音一次次不得不中断。到后来连录音编辑都挺不住了，趴在操作台上长哭不起……闻讯赶来的几十位播音员、电台干部肃立在录音室的窗外，静静地看、默默地听、悄悄地擦眼泪……终于，齐越念到最后一句：“焦裕禄……你没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电波发出，一个伟大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全国，那苍劲有力、饱含激情的声音传遍了千家万户，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灵，山河动容，泪雨倾盆……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题的位置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至此，焦裕禄成为全国人民熟悉的名字，不久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高潮，焦裕禄精神成为鼓励一代又一代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