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距离西安事变不到两个月，古城内又响起枪声。东北军少壮派为推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遗留问题的决定，枪杀了主和的元老派领袖王以哲。消息传开，在前线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将领纷纷倒戈。6天后，中央军入主西安，继而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形成的东北军、陕军、红军“三位一体”同盟土崩瓦解。
　　这场动荡史称“二·二事件”，主事者是东北军少壮派领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他们是张学良的亲信、激进的抗日分子，素以“三剑客”自诩，在西安事变前后曾为张学良鞍前马后、立下功劳。然而，枪杀王以哲的过激行为却彻底断送了张学良从软禁中脱身的希望，也让他们走上难以预料的人生道路。
　　少帅马前卒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的身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辽宁人，出生在清朝末年，成长于张作霖统治时期，在政治上认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方领袖地位。他们都曾留学海外，见识过工业化国家的面貌，研究过时髦的政治理论，脑海中混杂着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对“九一八事变”后家乡的沦陷痛心疾首，希望能有所作为。
　　1934年初，因热河沦陷下野的张学良自海外归来，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驻节武昌，重新执掌军权。下野期间，张学良洗心革面，戒除毒瘾，下定决心引进新鲜血液改革暮气沉沉的东北军，“三剑客”因此相继来到他的身边。
　　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孙铭九原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经留日同学、张作霖次子张学铭推荐，于1934年4月来到武昌。天津市公安局长宁向南原是张学良的秘书，向张盛赞孙“一是正派纯洁，二是忠诚勇敢，三是抗日坚决，四是踏实肯干”。于是，孙铭九被张学良留在身边担任随从参谋，几个月后进入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负责东北军军官的人事档案管理和调查考评。
　　稍后，应德田被召到武昌。他是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曾以第一名成绩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致辞，接受张学良亲手颁发的毕业证书，公派赴美国深造。回国后在北平创办念一中学，收容教育东北流亡学生。面见张学良时，应德田明确提出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被安排到随从参秘室担任科员。
　　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苗剑秋，也经张学良的财务主管荆有岩推荐，进入随从参秘室担任额外秘书。他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信徒，性格倔犟冲动、为人锋芒毕露，有“苗疯子”的绰号，曾痛批张学良的决策，气得张质问“到底你是副司令，还是我是副司令？”虽然如此，张学良认为苗剑秋不失为“诤友”，一直留在身边。
　　三个年轻人很快走到一起。应德田回忆，“那时候，许多老同学和早日熟人遇到一起，不一定能谈得投机，而与苗剑秋、孙铭九一见即能倾心吐胆，原因我想没有别的，就是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
　　1935年11月，张学良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仍由蒋介石兼任），率东北军移驻陕西、甘肃围剿红军。交战中，东北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使张学良一方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愈发怀疑，开始与中共方面积极接触，并联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军领袖杨虎城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对东北军更加失望，开始下大力气整顿部队、更新人事，放手使用青年干部以振奋士气人心。
　　“三剑客”很快脱颖而出。1936年7月，张学良仿效蒋介石的“复兴社”成立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东北军青年军官和部分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为成员，由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苗剑秋任理论部长，承担组织秘密抗日活动、联系中共、考评调配青年军官代替老旧军官等工作。东北军少壮派便是以抗日同志会为基础形成，还吸引了一批陕军青年军官的参与，“三剑客”作为其中的领袖人物风头一时无二，被元老宿将们视为“小型的党政军”。
　　苗剑秋概括三人的特点，“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制定计划。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年纪最长的应德田是“三剑客”的谋主，在孙铭九调任张学良卫队第2营营长后接管随从参秘室，掌握人事考评大权，开办《文化》周刊、撰写《抗日的理论与实践》小册子，营造团结抗战的舆论氛围。
　　苗剑秋除了出主意、提思路，还协助应德田写文章、做演讲，并在家中办起政治沙龙宣传理念。他最擅长的则是“突击性的宣传鼓动工作”。蒋介石抵达西安后，对东北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称不积极剿共的人不忠不孝，应予制裁，引起张学良的不满。第二天，一度因不顾局势乱讲话被软禁的苗剑秋被派去训练团演讲，称“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是放屁！”，号召东北军官“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以起到“消毒”的作用。事后蒋方追究下来，张学良便将苗剑秋送往北平躲避。
　　三人当中，孙铭九公认最得张学良信任，他也对此十分自负，曾对同僚说“假如你们大家认为我得到副司令的信托而来和我交朋友，企图从中得到某些好处，这是十分卑鄙的。假如你们认为我孙铭九人格伟大而来和我做朋友，这是十分高尚的也是我十分欢迎的”。
　　孙铭九为张学良执行了许多秘密行动，如处决向蒋介石方面泄露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情况的被俘团长董道源、前往南京秘密活动中央军校的东北籍学生毕业后返回东北军任职等。张学良为了培养基层政工干部，通过中共组织招收大中学生组成的学兵队，也交给孙铭九管理、训练。
　　1936年12月12日，当张学良下定决心对蒋介石实施“兵谏”的时候，从未打过仗的孙铭九还被派去带兵抓捕蒋介石。“三剑客”之后的半生荣辱，也由此发端。
　　歧路彷徨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迅速动员大军进逼潼关，以武力胁迫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东北军则与陕军、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同盟与之抗衡，并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总负其责。
　　“三剑客”被张学良迅速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上。孙铭九升任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并兼任新成立的抗日先锋总队少将总队长。应德田成为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及东北军总部政治处处长，负责舆论宣传和民众组训，参与起草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苗剑秋偕同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和美国记者费舍尔（FrancisMcCrackenFisher）返回西安，使西安方面的声音和主张得以通过报道和广播传向全世界，他也担任设计委员职务，参与各种谋划工作。
　　张学良对孙铭九等少壮派有过评论，他说“我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我用他们的长处，制服他们的短处，有我在，他们决不敢胡闹”。这句话十分中肯——当张学良在局势压迫，舆论呼吁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劝说下，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后，“这些青年”就开始自行其是了。
　　张学良走后，曾致电留守西安负责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第67军军长）、何柱国（骑兵军军长）等，要求释放扣押的中央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王以哲、何柱国则主张将朱绍良、陈继承等其他十余名军政大员一并释放，杨虎城也表示同意，之后又释放了被扣押的中央空军飞机和人员。
　　对此，应德田几度在会上表示反对，痛陈应继续扣押4名大员之外的其他人员，作为保证张学良安全归来的人质，但没有得到响应。“三剑客”认为这是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派出卖张学良、向南京方面投降示好的表现，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
　　1937年1月4日，南京方面公布判处张学良10年有期徒刑，经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看管，并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东北军第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等人撤职留任。同时，提出东北军、陕军留驻陕西、甘肃，但让出西安一带的“甲案”，和东北军调往安徽、陕军调往甘肃的“乙案”两个解决对峙局面的方案，要求西安方面做出选择。
　　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元老主张和平解决，要求南京方面先确定张学良此后的职务和名义，再就方案选择进行商讨，并认为杨虎城“打一下再和”的看法是为了“捡东北军的便宜”。蒋介石也曾致电许诺“一俟移防完毕后，中（蒋介石自称）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张学良表字）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为他们的主张背书。
　　以“三剑客”为首的少壮派对南京方面毫无信任感，要求先释放张学良，再谈选择撤兵方案的问题。“三剑客”还以营救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一战为号召，向东北军军官征集签名。在应德田的谋划下，他们先通过抗日同志会成员带头，发动团长签名，师长中不愿意打仗的，因为部下都签了名，害怕被认为不拥护张学良而跟着签了名。
　　时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高崇民回忆，“主战的少壮派拿到这个签名簿，就有了政治资本和说话的根据，振振有词地把主战说成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主张。这大概是1月20日左右的事情。从此以后，他们就更加自以为理直气壮，行动更加嚣张了”。
　　其实，嚣张往往是恐惧的表象，“三剑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无把握，孙铭九曾问陕军团长李振西“你怕不怕，我害怕得厉害，今后我们的前途，真不堪设想”。
　　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前线召开会议，各军、师、旅长及总部各处长等与会。主持会议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转达了王以哲主张和平解决问题，换取张学良人身安全和未来前途的意见，何柱国也表示同意。孙铭九、应德田则在会上大声疾呼“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在他们声泪俱下的鼓动下，会议以决定要求张学良先回西安再商谈撤兵问题告终。
　　王以哲、何柱国为了挽回局面，借口张学良走前曾嘱咐大事由于学忠主持，将其从甘肃请来做最后决定。当时，杨虎城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共方面则在主和的基础上表示愿与东北军、陕军共进退，致使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才是阻碍问题解决的绊脚石。
　　2月1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开会最终决定接受“甲案”、和平解决，下令前线部队撤退后，少壮派开始行动了。
　　孙铭九、应德田和另一个少壮派成员、骑兵军副官处长何镜华当日晚聚在一起商议，“用副司令对付委员长的办法”对付王以哲、何柱国，夺回局势的掌握权，推举于学忠为傀儡领袖与南京方面对抗。讨论没有结果，但事情没有结束。
　　2月2日凌晨，东北军和陕军少壮派军官三四十人集会，在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的号召下，决定采取刺杀的手段解决王以哲、何柱国，并派出特务团连长于文俊、王协一各带一个排分头执行。
　　当天上午，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被乱枪打死在家中。何柱国得到了何镜华报信，逃入杨虎城住所新城大楼后，孙铭九派陕军少壮派军官宋文梅寻机进楼下手，最后没有成功。少壮派还以勾结南京方面泄露机密的罪名，杀死东北军总部作战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杨虎城总部交通处长黄念堂。
　　枪声震动了西安，于学忠回忆，“在当时恶劣恐怖的气氛中，也认不清谁是孙铭九一伙的，每见总部一些年轻的，心中总觉得惴惴不安，唯恐中了冷枪，遭受暗算。直到进入新城后，心稍平静下来”。
　　然而，事态并未按照“三剑客”想象的轨道发展。虽然以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又下发了停止撤退的命令，但前线的东北军将领缪澄流、吴克仁、刘多荃、沈克等人拒不受命，反而以为王以哲报仇为名，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发。
　　孙铭九见局面已经失去控制，慌忙找到杨虎城表示愿意自杀谢罪，杨却说“他能自杀吗？那很好，有日军少壮军人精神，怕他不能吧”，并派兵逼迫东北军特务团撤出西安城。惶恐之下，“三剑客”又找到中共代表周恩来求救，在中共的秘密掩护下前往陕北红军驻地，逃过了元老派的报复。
　　2月8日，中央军占领西安。“三剑客”的冲动毁掉了“三位一体”，毁掉了作为集团的东北军，断送了张学良复出的可能。当张学良再度恢复自由时，已经是1990年了。
　　戏剧人生
　　在陕北勾留两个多月后，“三剑客”被秘密送往北平。此后，孙铭九、苗剑秋前往天津，应德田留在北平隐居。应德田回忆，“这时候，我是消极到极点的，只有隐居思想，想他们也许差不多吧。所以我想孙铭九到天津的目的，也不外隐居偷生，避免蒋贼危害而已”。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号召全民抗战，但孙铭九和应德田没有出山。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孙、应二人先后前往上海、南京居住。1943年，孙铭九出任汪伪政府参赞武官，曾前往开封组织抚安办事处，试图拉起一支队伍来，应德田还受邀担任了办事处的秘书长。
　　当初，孙铭九、应德田视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为仇雠，此时，却在汪伪政府的旗帜下偷生，内心想法实在令人费解，或许只能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来解释。应德田说“我以为如搞着队伍，有了本钱，可以和孙铭九带队伍起义参加共产党抗战”，但没有行动的想法毫无意义。更讽刺的是，两人最后都成为汪伪高级官员，应德田出任伪河南省教育厅长，孙铭九担任了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
　　他们在抗战胜利后的经历颇为迷离。1981年，孙铭九接受辽宁省委主办的《共产党员》杂志记者采访时称，抗战胜利后他去东北找到中共党组织，接受李兆麟将军派遣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后来又奉派去活动东北军元老，1947年又经天津南下香港，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始工作。
　　这篇名为《孙铭九找党》的文章引起了争议。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汇编》刊载文章称，孙铭九实际是参加伪满军改编的国民党先遣大队，被李兆麟所部俘虏。数年后，一篇名为《孙铭九其人》的文章又援引时任松江省军区保卫部长兼哈尔滨市委保卫部长马波生等人的回忆，称孙铭九在东北还曾发展特务机构、炸毁共军军火仓库，组织刺杀政治局委员陈云。
　　应德田对孙铭九的情况也不了解，他只回忆，“1947年，我去香港时代批评社。到天津，正赶上孙铭九自东北归，也将去香港……到香港后，我是在时代批评社写文章，他是搞点买卖……听人传说，孙铭九于解放后随同到港去做地下工作的苗渤然、商亚东同志作些地下工作”。
　　1949年后，应德田和孙铭九都留在了大陆。孙铭九还担任了上海市政府参事。他的名字原为“铭久”，参事聘书上写错了字，他顺势改了名，才有了众所周知的“孙铭九”。
　　50年代起，西安事变、“二·二事件”的亲历者开始按照中共号召撰写回忆文章。据说，原本是周恩来希望了解事件背后的情况和真正原因。出人意料的是，亲历者们又相互指责回忆不实、别有居心，形成了新的争论和恩怨，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愈演愈烈。
　　应德田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于1980年12月出版后，遭到卢广绩（时任东北军总部第四处处长、设计委员会委员）、申伯纯（时任杨虎城部政治处处长）等人的批评，认为该书贬低张学良、诬陷王以哲、抬高应德田自己的作用。经过不断反映，该书被下令不予再版。应德田本人则在此书出版前的1980年3月已经逝世，享年81岁，并未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
　　1982年，孙铭九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随着电影《西安事变》的上映和孙铭九所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文章广泛刊登，其“捉蒋第一人”的形象得到广泛传播。但关于他在“临潼捉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否向蒋介石磕头、“二·二事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等问题，又引发了一波波新的争论。
　　1995年，《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一书在香港出版，收录了部分当事人对相关事件的回忆，并对孙铭九、应德田的回忆一一予以批驳，书中还包括死于“二·二事件”的蒋斌、黄念堂等人家属就孙、应称其勾结南京问题进行的反驳，堪称对反对孙、应说法的集大成者。该书主编是曾任解放军炮兵学院院长的开国少将高存信。值得玩味的是，他正是当年响应孙铭九号召返回东北军任职的中央军校毕业生。
　　随着亲历者的逐渐老去，新仇旧恨逐渐纳入学术轨道，变成学者间的商讨。2000年，孙铭九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91岁。
　　“三剑客”的另一位主角苗剑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到天津后又转往日本，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继续反蒋，自此再未与孙铭九、应德田联系，连一封信也未通过。
　　七七事变后，苗剑秋前往香港，进入时代批评社担任主笔，因宣传抗战颇受瞩目，之后加入军统担任设计委员，抗战胜利后担任驻日军事代表团的上校团员。苗剑秋于1949年去了台湾，1989年终老台北，享年87岁。
　　谁也没有想到，“抗日坚决”的孙铭九、“深谋远虑”的应德田都落水从伪，“容易闯祸”的苗剑秋却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过日本的土地。只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再见过曾经要誓死捍卫的“副司令”——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