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一举歼灭日本关东军67万人，对促使日本迅速投降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不仅使中国人民减少了许多可能的牺牲，大大缩短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而且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由于长期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其军队主要在西南及西北部分地区，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及伪军主要被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包围。尽管美蒋企图垄断受降权利，人民军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还是积极向日伪军进行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迅速地扩大了解放区。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而中共不仅在东北领导抗日联军坚持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同东北人民有历史的联系，而且中共创建的冀(河北)热(热河)辽(辽宁)根据地与东北毗连，山东根据地也与东北隔海相望，因此，华北、山东的人民军队通过陆路、海路，可以先机进入东北，发展革命力量。
　　第二，苏联的存在本身对于中国革命就是一种无形的支持。
　　苏联把美国的力量大部分吸引到西边去了。它在中国东北的存在对美国在中国的行动也起着制约作用。美国不敢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顾虑遭到苏联的干预。没有苏联，中国革命受到的来自国际反动势力的压力将会大得多。正如原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费尔南多·克鲁丁在《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苏联战胜纳粹德国是造成中国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国际局势的决定因素之一。这不仅因为苏联在打败日本时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因为它的存在本身。苏联军事力量是约束美国对中国的干涉的相当大的因素。”
　　第三，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履行中苏条约的义务，把苏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国民党政府接收：一方面以不打破雅尔塔协定的格局和不背弃承担中苏条约的义务为限度，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
　　还在与国民党谈判订立中苏条约时，苏方即坚持美国在东北不得驻有一兵一卒。这就为尔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在东北的发展扫除了一个严重的障碍。苏方同意将从日伪军手中攻占的热河、辽宁原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地区，移交给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管辖。苏军允许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以东北人民自治军、抗日联军的名义(而不是以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苏方并曾建议中共抽调25万至30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及沈阳一带，守住东北大门。同时，苏方坚决反对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当国民党军要求在营口、葫芦岛等地登陆时，苏方应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先后将营口、葫芦岛等地转交中共领导的军队驻防。这样就迟滞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进程，为人民军队先机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苏方还陆续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军火库的一部分武器装备移交人民军队，并帮助人民军队训练炮兵。1946年春，东北人民军队已经拥有有600余门火炮的炮兵部队以及坦克部队。
　　苏军后来还在事先不通知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突然从中国东北撤退，这样就极大地便利了东北人民军队争取北满、东满和西满的行动。
　　以上情况说明，“苏联对中国东北政策的主要方面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而苏联为执行中苏条约给中共带来的困难，使斗争出现的曲折，则是局部性的”。虽然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苏联和美蒋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它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因此苏联企图通过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并发展实力，来保持一种遏制力量，防止苏军撤退后美蒋勾结把东北变成反苏基地，使东北不致为敌对势力所控制”。
　　苏联这样做，当然首先是考虑了苏联自身的战略利益，但在实际上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陈云指出：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很明显，为了胜利地进行创建新中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出正确地对待苏联的政策和策略。战后，如何处理同苏联、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斯大林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