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878年的中兴煤矿公司,到1936年已成长为拥有3座大型近代化矿井和台枣、台赵、临枣3条运煤铁路,兼营中兴轮船公司等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大型综合型企业。这块香气四溢的“肥肉”,引来日本入侵者垂涎欲滴,并于1938年占领了中兴公司。直到1945年10月25日,铁道游击队受我鲁南军区委派,在津浦路微山湖畔举行受降仪式,枣庄一带700余名日军低头缴械投降,枣庄矿区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与英国松白煤相仿的优质煤
    中兴煤矿公司创建于1878年,最初定名为“峄县中兴矿局”。这是李鸿章亲自支持创办的第三家洋务民用企业。
    经光绪皇帝朱批,清廷选派直隶候补知县戴华藻为总办,联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等一批官员,会同金铭、朱采等枣庄当地绅商,先后筹集股银7.6万两,购置机器,凿窑出煤。经金陵、天津制造局烧试,煤质“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远近争先购用”。但终因采煤技术落后,于1893年酿成半截筒子小窑透水事故,造成300余矿工死亡,引起乡民骚动。1896年1月,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平息事态,经清政府批准封矿。
    1897年,德国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州租界条约》和《山东煤矿章程》,取得了山东境内铁路修筑权及其沿线30公里内的矿山开采权。中兴公司所在的枣庄煤田正好位于德、英两国获得津浦铁路修筑权的沿线30公里以内。条约墨迹未干,德国人就先后派4批人来购买煤田,皆被中兴矿局的股东们以《条约》不包括“既开之矿”为由严辞驳回。
    1898年,原中兴矿局股东、天津道台张莲芬,为防止“外夷占夺佳矿”,在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直隶督宪荣禄、直隶矿务督办张翼等重臣的支持下,经慈禧太后允准,与德人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达成议案,复开中兴矿局。1908年,公司股东会呈报清政府批准,定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任总理,成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煤矿企业。
    为解决资金困窘,张莲芬以土洋并举起步,任用出身于底层、有土法办煤窑经验的戴绪万为协理,先后主持开凿煤窑26座,苦干5年,日产原煤达300余吨,纯盈利40万元；1905年顺利招股100万元。到1914年,中兴公司走上了近代化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崭新阶段,日产原煤迅速提高到700余吨,很快占领了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广阔市场。时《中国矿业报告》称:“能与外煤竞争者,惟山东中兴煤矿公司”。
    正当公司蓬勃发展之际,1915年2月1日,南大井因老窑透水引发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99名矿工死亡,矿井被淹。公司突遭重创,经营急转直下,中兴公司的奠基人张莲芬忧虑成疾,于当年病世。纯中国人的煤炭公司
    1916年11月26日,中兴公司在天津总部召开董事会,推举朱启钤为代理董事会长；1918年被正式推举为董事会长兼总经理。朱启钤曾是晚清和民国政府的重臣,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第一个规划改造北京城的人。凭着他的智慧和能力,为“亟筹救济之法”,一手抓增产增收,一手抓增加资本。曾先后任过公司董事会长的徐世昌、黎元洪等人也鼎力相助,亲自出面联络南北人士,增加股本；驻节徐州的“辫帅”张勋,一出手就认股银20万两；“东北王”张作霖认股6万两(注册长子张学良为股东)。数年间,中兴公司“股票声价日高,一闻有添股之举,则投资者纷至沓来”。1922年,中兴公司股本就招足750万元,加快了矿井建设。1924年,中兴公司资产增至917.1万元,产销两旺,成为仅次于开滦(中英合资)、抚顺(中日合资)的中国第三大煤矿。
    1925年后,军阀混战,铁路营运陷于停顿,导致煤矿停产,天灾人祸使公司陷于破产的境地。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董事会长朱启钤不再兼任总经理,推举江浙财团首领、政学系代表人物钱新之担任总经理。
    在钱新之的主持下,借重银行财团的实力,公司发行债券,筹得资金,逐步恢复了生产。1933年,公司先后垫款175万元,建成铁路和运煤码头。1937年7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推举黎绍基(黎元洪之子)为董事长。除运销煤、焦外,同时承运其他大宗货物和客运业务,轮船可直达日本、吕宋等东南亚和欧美各国。
    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中兴公司步入了它发展的鼎盛期。1936年生产原煤达182.37万吨,运销量69万吨,利润446.2万元。这时的中兴公司,已拥有3座大型近代化矿井和台枣、台赵、临枣3条便利的运煤铁路,并兼营中兴轮船公司、鼎中盐业公司、开兴城煤业公司、连云港和上海白莲泾码头、沿运河29个分销厂和机修厂、发电厂、和兴钢铁厂、永兴炼焦厂、洛口木材厂、水泥厂、农场、学校、医院等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大型综合型企业,正如《连云港扩张计划》中所云:中兴煤矿公司以优良的煤质、巨额的产量、便利的交通,成为中国“最大最强盛”的“纯中国人的煤炭公司”。
日本入侵者觊觎已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寇逐步控制了东三省的经济命脉,接着又抛出了《北支那经济建设计划》,步步向关内渗透。以“煤多质佳”著称的中兴公司自然成了它争夺的目标。
    1915年2月,中兴公司发生南大井透水事故,矿井被淹,急需借债恢复生产。这时,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乘虚而入,假借到枣庄参观为名,与中兴公司多次交涉,以放弃与德国人合作、雇用日本技师及会计监督员等为条件,可达成借款意向。由于德国公使严辞抗议,日方的企图才未得逞,但他们一天也没有放弃其侵略计划。数年间,北支那经济调查所、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日满富业协会等各路经济特务蜂拥枣庄,以各种身份、各种借口窃取中兴公司的情报,连篇累牍地报送日本侵略军本部。同时,日本东京瓦斯会社、八幡制铁株式会社、广岛瓦斯电轨株式会社,极力拉近和中兴公司的交易,大批进口枣庄的煤炭。日本东京瓦斯会社的社长竟公然对中兴公司的押运员李秉坤叫嚣:“中国是我们的,中兴公司将来也要归我们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汉奸王朝宗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妄图拉朱启钤参加,遭到严辞拒绝。眼看日军已迫近鲁南,中兴公司为保护矿井,佯装已将公司卖给德国礼和银行,在办公大楼油绘上德国旗帜；谁料油漆未干,即遭到日军10余架飞机轰炸。1938年3月18日,中兴公司被日军占领,办公大楼上升起了日本的膏药旗。23日,日军任命大桥小太郎为矿长,机修厂、发电厂、收支处和各工段也委派了日军头目,对矿山全面实行了军事管制。
    日军入侵之前,公司办事机构已迁往武汉,矿井全部停产。1938年4月,中兴公司董事会在汉口作出决议;“绝不与日人合作!”并责令连云港分厂经理浦禹峤炸毁码头、装煤机等设备,用中兴轮船公司“中兴号”、“大宝号”、“盖荪号”三艘巨轮沉船封港,以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5月,日军指使伪华北实业部数次致函中兴公司上海总部,通告限期回矿,填表登记。公司始终不予回应。日军急于“以战养战”,遂将中兴煤矿公司更名为“中兴炭矿营业所”。为驱使矿工下井,日军不惜利用地痞流氓组织的“维持会”、“宣抚班”、“流动自卫团”等汉奸特务组织,对矿工威胁利诱,强行抓工。据《矿史》记载,至1943年,就从山东、河南等地抓来外工16389人、里工3267人。劳工一进矿里,便被关进四周设有铁丝网的“窑户铺”里,大门有日军和矿警站岗,行动有特务监视,上下井有军警押送,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为了加紧掠夺煤炭,日军竟提出了“以人换煤”的口号,在矿井下胡挖滥采,吃肥丢瘦,穿煤洞,放围场,连护巷煤柱也被盗采,严重破坏了矿山的煤炭资源,致使伤亡事故不断发生。1944年,北井一次放围场冒顶事故,就造成34名矿工死亡。据采矿处统计,在日军“以人换煤”的增产运动中,就有400多矿工死于生产事故,2500多人终身伤残。
    从1899年到937年的38年间,中兴煤矿总计采煤1914万吨；而日军仅7年零4个月,就在矿工的累累白骨上,盗取了1333万吨煤炭,或由连云港运回日本,或运往东北昭和制铁所,用以制造枪炮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日本侵略者残害抗日志士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1939年12月8日,“宪兵队”抓捕枣庄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鹿广连扑了个空,就把鹿广连怀孕在身的妻子徐德兰和她不满两岁的儿子抓进“宪兵队”。徐德兰坚贞不屈,骂声不止。宪兵队长冈村兽性大发,竟命令于大年除夕将徐德兰剥光衣服,绑在矿西南门外的木柱上,先是活活劈死了徐德兰不满两岁的儿子,又将徐德兰剖腹杀害。1943年9月30日,鹿广连同志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又被日伪军割其头颅,挂在矿西南门外示众……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广大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侵略,反掠夺,对日寇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10月25日,铁道游击队受我鲁南军区委派,在津浦路微山湖畔举行受降仪式,枣庄一带700余名日军终于低头缴械投降,使枣庄矿区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10月,周总理亲切接见了朱启钤和黎绍基,详细询问了中兴煤矿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的情况后说:“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的。”1956年9月28日,中兴煤矿公司实现公私合营,改称为公私合营枣庄煤矿；1958年8月16日改为国营枣庄煤矿。如今,在百年中兴这方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枣庄矿业集团公司已成为跨国界、跨行业的现代综合性大型企业,2012年,产煤达2617万吨,企业收入达512亿元。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和全国十大商品煤出口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