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孙科是孙中山的唯一子嗣，如同其父一样，身后除了留下一些书籍和照片之外，没有什么遗产。他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大陆相互对立，但其在民族存亡的最紧要的关头还是坚持民族气节，支持两党合作抗战。同时在内战期间及在台期间，为人耿直，生活节俭。作为国民党显要，比较其他人挥金如土，腐朽奢侈，他是一个清廉的典型。   
　　孙科夫妇初抵美国，先后寄居在自己两个女儿家中，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其后则蛰居在洛杉矶郊区其次子治强的寓所。孙科不置家产，因此，到美国后，生活十分窘迫，有时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烹炊，这一点值得人们钦敬。这样的生活，他度过了14个春秋。其能自甘淡泊的为人，在国民党党政要人之中当属难能可贵。    
　　人们仿佛淡忘了过去一般，把一个身为孙中山哲嗣而又屡居党政要职的人如此淡忘了十多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以致后来孙科在海外生活困难，甚至有时去啃番薯，连新版的书籍都买不起，由此而可鉴人非其时是什么意思。    
　　其实，久居美国的孙科早就有回台的愿望，尽管他在美国以读书打发时光，但是他又不甘寂寞，始终关注台湾政局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几次想返回台湾，然而台湾当局的冷淡令他望而却步。因此，他一直和台湾故友保持密切联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台湾，重温昔日在政坛上的风采。 
　　孙科向台湾当局表白返台心愿不久，即1962年“双十节”前夕，广东中山籍的“立委”刘崇龄以“老院长（指孙科）”为题，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哲生先生功在国家，过去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和行政院、立法院的院长，最近孙先生言词之间，也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表露出有思乡之感。” 
　　刘崇龄要求政府能主动邀请孙科回台看看，而回答这位中山籍立法委质询的，也是一位中山籍的“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他代表“院长”陈诚以坚决的语气表示：“政府非常欢迎哲生先生回来，而且在筹备中的第三次阳明山会谈，哲生先生也列入优先邀请的名单中。”刘崇龄这个试探气球放得恰如其分，为孙科回台预作了铺路工作。梁寒操等一些粤籍国民党要人、孙科先前的僚属相继转告在美国的孙科，现在时机已渐成熟，可以回到台湾来了。   
　　围绕选择何种适当的时机让孙科名正言顺地返台，双方最后约定在台湾各界庆祝孙中山百岁诞辰纪念时，以大会名义邀请孙科返台。   
　　1964年4月，孙科在检查身体时发现血压偏高，小便有血球，因担心是膀胱癌，入院手术三星期出院，又调养了三个月，方完全恢复。孙科在《八十述略》中把返台时间说成纯属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决定的，显然是在掩饰自己返台过程中他与台湾当局达成的默契。   
　　孙科古稀之年决定返台，在人生道路上又一次作出非理智的选择，为其晚年写上了“拥蒋反共”的不光彩一笔，颇为世人惋惜。    
　　10月30日，恰好是蒋介石的生日，孙科偕儿子孙治平在蒋经国、郑彦棼的陪同下，乘飞机专程飞往台南，晋见蒋介石。此时，蒋经国已在台党、政、军界站住了脚跟，蒋介石传子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也是孙科受邀回台的原因之一。蒋介石与孙科可谓各自历尽劫波，加之两人都步入老年，故而相见甚欢。蒋邀孙共进午餐，并于餐后邀他共同游览风景区，又亲自送孙科回到行邸，给予孙科以极大的礼遇。尽管两人辈分不同，蒋介石应属同孙中山一辈的人物，而孙科则应属晚辈，但两人年龄相差只有5岁。    
　　孙科返台定居不久即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但这只不过是一个闲职，也就是说使孙科有一个领工资的去处。可久处静淡的环境使他又思动起来，因而往往借同学、朋友及旧僚属欢迎之际，发表讲演，阐述自己对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心得。因为孙科作为留学美国的第一流学府的学生，学养堪称素厚，加之又在海外漂泊十多年，竟对孙中山之旧三民主义别有一套见解，如他对孙中山所提出之人口政策、“土地涨价归公”问题诠释比较合情合理。至于对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新三民主义则弃之不顾，这不仅是他内心的政治理念所致，亦是台湾之政治情势所决定。   
　　1967年9月，面对孙科久静思动以有新作为的心情，蒋介石考虑到其子蒋经国已在台湾党、政、军站稳了脚跟，顺利将政权交给第二代已无大碍，而让孙科出山可以增加名义上的合法与合理性，更何况孙科已近八十，去日无多，所以便提议孙科任“考试院”院长，后经“监察院”同意而接任“考试院”院长。对于此事，孙科在回忆录中替自己表白一番：“回台以前，自忖年华已高，本想不再从政，但因‘总统’之命，不敢不遵。而今反攻复国大业，凡为国民，皆有责任。接掌考院，亦所以尽绵薄，赎前愆，所以未便谦推辞，毅然受命。”   
　　孙科这段话着实也证实了他好为官之特点，看来当年大陆时期所传之言不虚。也许正是这种特点，使蒋知道他无多大野心，但即使如此，由于蒋经国一手控制台湾各界，决不允许他有“越轨专擅”之举。因之，孙科便落得个垂拱而治“考试院”的美名，究其实际，不过是位高爵显而无实权之意。蒋介石和蒋经国都不会允许他有实权，他不过是一尊供人参拜的木偶雕像而已。   
　　孙科接任“考试院”院长，既无实权，因而只能做些礼仪上的工作。国际上对孙中山的推崇使他往往去参加此类会议，并且有时也会代表台湾当局出访与之有“邦交”的国家。不过，他在选拔人才方面着实也做了一些工作。    
　　原来，台湾“考试院”曾有特种甲等考试办法，使得有博士、硕士高级学位的知识分子得到重用，但这一办法经过一年多，才得到“立法院”通过。通过后拖了约两年，“考试院”尚未订定细则。所以，当台湾“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在孙科从前任“院长”莫德惠手中接到“考试院”印信后致辞中，面对新旧“院长”，吁请新“院长”孙科，尽速订定“特种甲等考试细则”。孙科接任“院长”次日，即登门拜访王云五，了解情况，并立令主管单位速拟细则，颁布实施，不久就连续三年举办特种甲等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