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每每想到这两句话，曾国藩都头大如斗，浑身颤抖不已。
　　想想当时的局面吧，自己被十几万太平军堵在了祁门，如果派少量部队北上勤王，则于事无补，还会削弱自己的防守力量；如果全部北上勤王，不仅会失去已经占领的土地，还会暴露自己的目标，进而陷入到生死未卜的境界。
　　去，已经这么头疼了，如果不去呢！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不去？咸丰皇帝的圣旨在那里摆着呢，要是不北上勤王，这就是公然违抗圣旨，置皇帝生死于不顾。这就是大逆不道，是一个乱臣贼子。以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还得遗臭万年。
面对这道难题，曾国藩是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为了想出解决的办法，曾国藩坐卧不安、辗转不宁，他甚至到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哭泣彷徨，不知所以为计”的地步。
　　到了最后，无计可施的曾国藩，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他在湘军上下广泛征求意见，让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如果出了一个好主意，咱们一起受用；如果出的是一个馊主意，咱们一起背黑锅。
    可是面对这道难题，平时那些叽叽喳喳的幕僚们，居然全都哑巴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到了最后，曾国藩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传纸条。
　　事实证明，传纸条这种办法，是最公平民主的办法，反正也不用写名字，出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负责。但是等这些纸条全部上交后，曾国藩那颗无比期望的心，又开始失望了，甚至变成了绝望。
这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这些纸条上的办法，真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胡说八道！
　　在这些纸条上，有说装病的，有说装疯的，有说当没收到这封圣旨的，还有说干脆造反的，总之是馊主意无数，一个正经的也没有。
　　面对这种局面，曾国藩连死的心都有了。就在他准备破罐子破摔，下令全军北上勤王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人推门而进，并且大喊道：“不必北上勤王！”
　　此言一出，满堂惊呼，大家立刻定眼望去。原来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
　　面对自己得意门生的回归，曾国藩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李鸿章的重新回归，让他终于有一个拿主意的人了；惊的是，当着全军将士，李鸿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这是想被乱箭射死呀。
　　在震惊之余，曾国藩心有余悸地问道：“你这句话，何意？”
　　李鸿章面不改色地回答道：“我大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区区几个洋人就想灭我大清，无疑是痴人说梦。这些洋人不远万里，来到我中华大地，无非是想多要一些好处罢了。如今他们攻打我们的京师，也不过是借战争给皇帝施加压力，多占一些便宜罢了。如果他们真想亡我大清，从京城到承德，几天之内便可。等我们从千里之外的安徽赶过去勤王，大清早就亡国了。”
　　李鸿章这番分析独特、合情合理的言论，立刻让曾国藩放下了一半的心。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来。曾国藩继续问道：“如今皇帝圣旨已下，他明确让我们湘军北上勤王，我们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面对这个问题，李鸿章回答道：“如今京城有恭亲王坐镇，他一定能与洋人讲和，所以大清出不来乱子，咱们只需要干一件事情即可——拖。”
　　“至于如何拖，怎么拖，老师您附耳过来。咱们只需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当听完了李鸿章的这番见解后，曾国藩大喜。他为能够解决这件事情而喜，更为自己这位学生而大喜。
　　在曾国藩的眼中，李鸿章不仅料事如神，而且还善于揣测人心。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鸿章对于时局的把握能力，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此的人才，以后必成大器。
　　当然了，让曾国藩始料不及的是，日后李鸿章的“大器”，是踩着自己肩膀完成的，并且将他踩在了脚下。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五日，按照李鸿章出的主意，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它的大意是：我已经命令湘军北上，但是勤王事关重大，我怕手下人干不好，为此我想请示一下当今圣上，是否在我和胡林翼之中，选一个人带兵入京？
　　从安徽祁县到河北承德，邮差即使跑断了腿，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等看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皇帝刚想下旨——“谁来都行，赶紧的”，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恭亲王的折子也到了——“已经和洋人达成和议，不日敌就会退出紫禁城。”
　　当看见这封奏折后，咸丰皇帝的心彻底放下来了，他立刻重新给曾国藩下旨：“已和洋人议和，湘军不必勤王。”由于回去也需要半个月，等曾国藩看到这封奏折的时候，已经是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了。至此，曾国藩那颗悬着的心，也算是落地了。
　　但是，还没等这颗心在地上多待一会，它又被曾国藩悬了起来。原来，从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开始，李秀成看出了祁门大营的门道，他开始率军猛攻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