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召公思想的借鉴意义

    2014年4月10日，《大河报》以11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习仲勋在1961年到河南长葛调查的详细经过。其时，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在习仲勋面前，长葛群众却可以与他称兄道弟，敢说掏心掏肺的话。习仲勋也视“长葛百姓皆兄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处处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但他却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习仲勋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要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1961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们要这样去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仲勋走群众路线，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听到了真实的声音，还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缩影，也是共产党人一贯的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紧紧依靠人民，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正是始终紧紧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才在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总结了抗日战争八年的历史经验和抗日解放区建设经验后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明确提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是决定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更是：“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围绕继承好发扬好这个传家宝，他还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想一想，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到底应该站在哪里？”
   “站在哪里”、“为了谁”，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此，人民政权才能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否则，脱离群众，分不清立场，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就会把个人和党置于危险的境地。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因脱离群众、忘记“为了谁”而消亡的例子比比皆是。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军用了18年打下的江山，只换得42天的皇帝，“决不当李自成”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时的自醒与铮铮誓言，至今依然萦绕在耳。苏共在只有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有20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发生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垮台，其根源就在于不仅忘了“我是谁”，更忘了“为了谁”，背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弃了为民立命、为民奋斗的理想信念。
    当前，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正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搞好这次活动，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性和主动权，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获得最广泛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对确保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据报道，习仲勋在长葛调查期间，到各村调研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
    同样的场面，古已有之。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燕召世家》写过这样一段话：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这段话的意思是，召公经常到民间巡行视察，体察民情。为了不劳民伤财，影响民众生产生活，他往往因陋就简，在路边的棠梨树下处理政事，倾听百姓呼声，解决民众纠纷，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上至侯伯，下至庶人，无不对召公的行为和作风敬佩，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再没有消极失职者。
    接着，司马迁又写道：“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诗。”也就是说，召公去世后，老百姓怀念召公在棠梨树下办公的情景，怀念他勤廉爱民的思想作风，为了寄托情感，就把棠梨树奉为召公的象征，缅怀爱护，不忍砍伐，并歌咏之，作《甘棠》诗。这首诗就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之《召南》篇中的一首，其诗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在这首诗中，作者反复吟唱的是一棵树和一个人。这棵树就是甘棠树，又称棠棣、棠梨，一种野生梨树，《诗经》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这个人就是召伯（即召公，位列三公前所称）。
    对于这首唱树思人的《甘棠》诗，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情有独钟，尤为重视，在其大半生的诗教生涯中，他评点最多的诗就是这首《甘棠》。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中，《孔子诗论》60篇用去20支竹简，其中有5支是对《甘棠》一诗的点评。
    在“惜墨如金”、书写不易的时代，孔子用如此多的笔墨，描写一棵树，一个人，可见这棵树、这个人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与神圣。而事实也正如此，孔子曾对他的儿子说：“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孔子家语·好生》），把召公视为有德之人，敬于宗庙。敬树如敬人，爱人如爱德。思人爱树，尊人敬位。
    召公何许人？何以让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对他尊崇至此？
    召(shao)公，姓姬名奭（shi)，西周初期重要人物，先后辅佐过文、武、成、康四代周王，位列三公，官至太保，开创出历史上著名的“成康盛世”。召公最先提出并倡导的敬德保民思想、史鉴思想、“非命说”、时我思想、廉政思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开厚重的史册，召公其人，史籍有载；召公事迹，于史有据；召公思想，光耀千秋，历久弥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召公是影响民族文化、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杰出文化大家之一，他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召公思想为后世执政者树立了典范和指针。
    孔子继承了召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又对其有所提炼。他认为统治者如果“敬德”，就必然会“保民”。其“仁爱”思想，正是源自召公的“德”和“民”，直接受到召公敬德保民等思想的影响。之后历代无论统治者还是士大夫，对于“德政”都十分推崇和向往。
     然而召公“敬德保民”思想不仅是倡导“德政”，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民本思想”，而这种“民本思想”也被后来的孟子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扬。在《孟子·梁惠王上章》中，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正是召公“民本思想”的体现，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重视。
荀子也以水舟之喻来形象的说明君与民的关系。《荀子·哀公》中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是载体，水是根本，无水则舟不行。所以为人君者，执政者理应“以人为本”。天下兴亡之理，莫不在于此。
    同样，召公思想也被历代文人士子所推崇，在他们的诗作中，有关召公、甘棠的句子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现在，有3000余首之多。
    汉代扬雄在其《甘泉赋》中写道：“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表达了对召公甘棠之爱、东征伟业的缅怀与尊崇。关于天命，扬雄主张“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何故哉？”意谓统治阶级争夺政权的成败，与天命无干。这与召公的非命说，“恃我”思想一脉相承，不谋而合。
    唐代，诗歌的盛世，歌咏“甘棠”也达到高潮。唐玄宗李隆基途经陕州，有感召公德政，感叹“树古棠阴在，耕馀让畔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中说：“爱此如甘棠，谁去敢攀折？”；杜甫巴山遇来自陕城中使，面对盗贼奔突，乘舆未回的动荡局势，只能悲叹“天寒召伯树，地阔望仙台。”；岑参作《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树降甘露诗》，赞其“被兹甘棠树，美掩召伯诗。”；白居易三年为刺史，离任时，感叹“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别州民时，叹息“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送别王大夫时，嘱托“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李贺北投潞幕，途径高平县东私路时，悲叹“石溪远荒涩，棠实悬辛苦”，遥想当年召公德政，愤慨现今天下纷乱。其父李晋肃为陕县令，为政清廉，勤政爱民，敬仰召公，爱慕甘棠，在陕县召公祠树碑作记，弘扬召公德政。
    宋代，诗歌式微，但甘棠的身影依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写甘棠诗最多的首属范仲淹。他在赠别同僚友人的诗作中，或赞扬，或规劝，或共勉，无不表达了对召公甘棠美政的无限向往；“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宋史》）的王禹偁，虽官途多舛，几番贬谪，但无论飘零到何处，他都坚持亲民、爱民，践行召公甘棠听讼的美政，时常到山野中访察民俗民风，深入群众倾听百姓的心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寄张文潜右史》一诗中写道：“东坡手种千株柳，闻说邦人比召棠。”希望自己能够像自己的老师苏轼一样，有一个发挥才能的舞台，从而尽施所能，为自己治下的百姓带来幸福安康的生活。
    一直到了近代，甘棠依然发挥着其独有的作用。清代诗人袁枚，官虽只为县令，却并不影响他对甘棠的仰慕渴望。他在一首《大树》诗中写道：“枝繁高拂九霄霜，荫屋常生夏日凉。叶落每横千亩田，花开曾作六朝香。不逢大匠材难用，肯住深山寿更长。奇树有人问名字，为言南国老甘棠。”林则徐在《庚子岁暮杂感》中叹道：“茹茶心事苦，愧尔颂甘棠。”清末启蒙政治活动家梁启超，在儿童时就随口对出“冬篱客采淘潜菊，南国人怀召伯棠”，可见甘棠对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甘棠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代文豪郭沫若游井冈山时，曾写下“五里横排遗荷树，千秋蔽芾胜甘棠”之句。诗虽不是直接歌咏甘棠，但从中足可以看出甘棠对郭沫若的影响之深。此外还有当代文学家巴金，他对甘棠的喜爱，体现在了他的名字上。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就是取自诗经召南甘棠诗“蔽芾甘棠”之意。
    劳动人民对甘棠的传承颂扬往往是口口相传，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与召伯、召公、甘棠相关的地名、村名、水名、湖名、碑刻、祠堂、遗址等有120多个，有力地证实了召公的历史真实性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讲道：“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他说，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召公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他一生的勤政爱民之事迹，也为后世做了千秋圣范。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是人类文明史唯一不曾中断的文化体系，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召公是这个体系中标杆式的人物，他的个人的历史，从一定意义来讲，也是他所在时代的历史，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召公的成就和思想智慧，不仅是我们民族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基石，也是人类能身心共享的巨大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为民”是目的，“务实”是途径，“清廉”是保障。召公所主张的敬德保民思想、史鉴思想以及廉政思想体现的正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涵。
    首先，召公认为人事之要在于敬德保民，他多次反复强调统治者召公所说的德，就是“慈保庶民”（《国语·周语》）的德政。他特别强调对百姓当以教化为先，不要滥用刑罚，不要以暴虐杀戮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但召公的敬德不仅仅是行仁政，而是要求统治者还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这是敬德保民的先决条件。他说：“且所谓德者，又徒非仁民之谓，必自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因为“其维王位在德元”，百姓“乃惟刑用于天下”（《尚书·召诰》）。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群众”这一概念已被注入新的内容，在利益分化、社会多元的今天，“群众”的情况已经跟过去大大不同，但“民”与“人”的本质是不变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永不过时。
    其次，召公在长期辅政的过程中，时刻警惕殷亡历史的重演，形成颇具特色的殷鉴思想，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夏、殷两朝治国的得失成败，提出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的著名观点，告诫周天子，殷商之所以由盛而衰，走向灭亡，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日益腐败和脱离群众，不从夏的灭亡中汲取历史教训。统治者应当以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实施政治的出发点，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我民罔尤违”，在具体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还要从老百姓生活、生产实际出发，要看到老百姓的大艰大难，要“顾畏于民喦（言）”（《尚书·召诰》）。
    第三，召公尤其强调王及各级官吏的率先垂范作用，他认为只有王及各级官吏清廉勤政，“上下勤恤”（《尚书·召诰》），给百姓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不惟如此，召公还从殷后期诸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尚书·无逸》）而导致亡国的教训中，总结出守成当以节俭为先，并作《旅獒》篇，告诫周武王不要玩物丧志，劝他“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提醒他“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尚书·旅獒》）。成王崩后，召公与毕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史记·周本纪》）。这与我们今天践行的“照镜子、正衣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召公从历史的变迁中，总结出史鉴思想，倡导统治者要敬德保民、清廉勤政，这种朴素的人文意识，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无疑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今天，通过对召公个人及其思想的解读诠释，总结他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贡献，能够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中国文化、世界文明的基本精神，让现代人从中感受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借鉴弘扬召公思想，不仅是对先古圣贤政治理念损益基础上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助于我们科学的理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作者系中华文化促进会召公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