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敬德保民”到“群众路线”

    中华燕氏网 2014-5-26 11:24:39 甘棠苑


----试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召公思想的借鉴意义

    2014年4月10日,《大河报》以11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习仲勋在1961年到河南长葛调查的详细经过。其时,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在习仲勋面前,长葛群众却可以与他称兄道弟,敢说掏心掏肺的话。习仲勋也视“长葛百姓皆兄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处处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但他却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习仲勋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要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1961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们要这样去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仲勋走群众路线,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听到了真实的声音,还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缩影,也是共产党人一贯的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紧紧依靠人民,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正是始终紧紧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才在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总结了抗日战争八年的历史经验和抗日解放区建设经验后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明确提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是决定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习近平更是:“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围绕继承好发扬好这个传家宝,他还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想一想,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到底应该站在哪里?”
   “站在哪里”、“为了谁”,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此,人民政权才能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否则,脱离群众,分不清立场,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就会把个人和党置于危险的境地。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因脱离群众、忘记“为了谁”而消亡的例子比比皆是。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军用了18年打下的江山,只换得42天的皇帝,“决不当李自成”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时的自醒与铮铮誓言,至今依然萦绕在耳。苏共在只有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有20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发生苏联的解体与苏共的垮台,其根源就在于不仅忘了“我是谁”,更忘了“为了谁”,背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弃了为民立命、为民奋斗的理想信念。
    当前,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正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搞好这次活动,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性和主动权,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获得最广泛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对确保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据报道,习仲勋在长葛调查期间,到各村调研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了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
    同样的场面,古已有之。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燕召世家》写过这样一段话: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这段话的意思是,召公经常到民间巡行视察,体察民情。为了不劳民伤财,影响民众生产生活,他往往因陋就简,在路边的棠梨树下处理政事,倾听百姓呼声,解决民众纠纷,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上至侯伯,下至庶人,无不对召公的行为和作风敬佩,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再没有消极失职者。
    接着,司马迁又写道:“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诗。”也就是说,召公去世后,老百姓怀念召公在棠梨树下办公的情景,怀念他勤廉爱民的思想作风,为了寄托情感,就把棠梨树奉为召公的象征,缅怀爱护,不忍砍伐,并歌咏之,作《甘棠》诗。这首诗就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之《召南》篇中的一首,其诗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在这首诗中,作者反复吟唱的是一棵树和一个人。这棵树就是甘棠树,又称棠棣、棠梨,一种野生梨树,《诗经》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这个人就是召伯(即召公,位列三公前所称)。
    对于这首唱树思人的《甘棠》诗,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情有独钟,尤为重视,在其大半生的诗教生涯中,他评点最多的诗就是这首《甘棠》。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中,《孔子诗论》60篇用去20支竹简,其中有5支是对《甘棠》一诗的点评。
    在“惜墨如金”、书写不易的时代,孔子用如此多的笔墨,描写一棵树,一个人,可见这棵树、这个人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与神圣。而事实也正如此,孔子曾对他的儿子说:“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孔子家语·好生》),把召公视为有德之人,敬于宗庙。敬树如敬人,爱人如爱德。思人爱树,尊人敬位。
    召公何许人?何以让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对他尊崇至此?
    召(shao)公,姓姬名奭(shi),西周初期重要人物,先后辅佐过文、武、成、康四代周王,位列三公,官至太保,开创出历史上著名的“成康盛世”。召公最先提出并倡导的敬德保民思想、史鉴思想、“非命说”、时我思想、廉政思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开厚重的史册,召公其人,史籍有载;召公事迹,于史有据;召公思想,光耀千秋,历久弥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召公是影响民族文化、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杰出文化大家之一,他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召公思想为后世执政者树立了典范和指针。
    孔子继承了召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又对其有所提炼。他认为统治者如果“敬德”,就必然会“保民”。其“仁爱”思想,正是源自召公的“德”和“民”,直接受到召公敬德保民等思想的影响。之后历代无论统治者还是士大夫,对于“德政”都十分推崇和向往。
     然而召公“敬德保民”思想不仅是倡导“德政”,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民本思想”,而这种“民本思想”也被后来的孟子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扬。在《孟子·梁惠王上章》中,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正是召公“民本思想”的体现,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重视。
荀子也以水舟之喻来形象的说明君与民的关系。《荀子·哀公》中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是载体,水是根本,无水则舟不行。所以为人君者,执政者理应“以人为本”。天下兴亡之理,莫不在于此。
    同样,召公思想也被历代文人士子所推崇,在他们的诗作中,有关召公、甘棠的句子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现在,有3000余首之多。
    汉代扬雄在其《甘泉赋》中写道:“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表达了对召公甘棠之爱、东征伟业的缅怀与尊崇。关于天命,扬雄主张“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何故哉?”意谓统治阶级争夺政权的成败,与天命无干。这与召公的非命说,“恃我”思想一脉相承,不谋而合。
    唐代,诗歌的盛世,歌咏“甘棠”也达到高潮。唐玄宗李隆基途经陕州,有感召公德政,感叹“树古棠阴在,耕馀让畔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中说:“爱此如甘棠,谁去敢攀折?”;杜甫巴山遇来自陕城中使,面对盗贼奔突,乘舆未回的动荡局势,只能悲叹“天寒召伯树,地阔望仙台。”;岑参作《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树降甘露诗》,赞其“被兹甘棠树,美掩召伯诗。”;白居易三年为刺史,离任时,感叹“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别州民时,叹息“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送别王大夫时,嘱托“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李贺北投潞幕,途径高平县东私路时,悲叹“石溪远荒涩,棠实悬辛苦”,遥想当年召公德政,愤慨现今天下纷乱。其父李晋肃为陕县令,为政清廉,勤政爱民,敬仰召公,爱慕甘棠,在陕县召公祠树碑作记,弘扬召公德政。
    宋代,诗歌式微,但甘棠的身影依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写甘棠诗最多的首属范仲淹。他在赠别同僚友人的诗作中,或赞扬,或规劝,或共勉,无不表达了对召公甘棠美政的无限向往;“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宋史》)的王禹偁,虽官途多舛,几番贬谪,但无论飘零到何处,他都坚持亲民、爱民,践行召公甘棠听讼的美政,时常到山野中访察民俗民风,深入群众倾听百姓的心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在《寄张文潜右史》一诗中写道:“东坡手种千株柳,闻说邦人比召棠。”希望自己能够像自己的老师苏轼一样,有一个发挥才能的舞台,从而尽施所能,为自己治下的百姓带来幸福安康的生活。
    一直到了近代,甘棠依然发挥着其独有的作用。清代诗人袁枚,官虽只为县令,却并不影响他对甘棠的仰慕渴望。他在一首《大树》诗中写道:“枝繁高拂九霄霜,荫屋常生夏日凉。叶落每横千亩田,花开曾作六朝香。不逢大匠材难用,肯住深山寿更长。奇树有人问名字,为言南国老甘棠。”林则徐在《庚子岁暮杂感》中叹道:“茹茶心事苦,愧尔颂甘棠。”清末启蒙政治活动家梁启超,在儿童时就随口对出“冬篱客采淘潜菊,南国人怀召伯棠”,可见甘棠对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甘棠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代文豪郭沫若游井冈山时,曾写下“五里横排遗荷树,千秋蔽芾胜甘棠”之句。诗虽不是直接歌咏甘棠,但从中足可以看出甘棠对郭沫若的影响之深。此外还有当代文学家巴金,他对甘棠的喜爱,体现在了他的名字上。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就是取自诗经召南甘棠诗“蔽芾甘棠”之意。
    劳动人民对甘棠的传承颂扬往往是口口相传,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与召伯、召公、甘棠相关的地名、村名、水名、湖名、碑刻、祠堂、遗址等有120多个,有力地证实了召公的历史真实性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讲道:“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他说,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召公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他一生的勤政爱民之事迹,也为后世做了千秋圣范。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是人类文明史唯一不曾中断的文化体系,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召公是这个体系中标杆式的人物,他的个人的历史,从一定意义来讲,也是他所在时代的历史,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召公的成就和思想智慧,不仅是我们民族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基石,也是人类能身心共享的巨大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为民”是目的,“务实”是途径,“清廉”是保障。召公所主张的敬德保民思想、史鉴思想以及廉政思想体现的正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涵。
    首先,召公认为人事之要在于敬德保民,他多次反复强调统治者召公所说的德,就是“慈保庶民”(《国语·周语》)的德政。他特别强调对百姓当以教化为先,不要滥用刑罚,不要以暴虐杀戮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但召公的敬德不仅仅是行仁政,而是要求统治者还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这是敬德保民的先决条件。他说:“且所谓德者,又徒非仁民之谓,必自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因为“其维王位在德元”,百姓“乃惟刑用于天下”(《尚书·召诰》)。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群众”这一概念已被注入新的内容,在利益分化、社会多元的今天,“群众”的情况已经跟过去大大不同,但“民”与“人”的本质是不变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永不过时。
    其次,召公在长期辅政的过程中,时刻警惕殷亡历史的重演,形成颇具特色的殷鉴思想,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夏、殷两朝治国的得失成败,提出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的著名观点,告诫周天子,殷商之所以由盛而衰,走向灭亡,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日益腐败和脱离群众,不从夏的灭亡中汲取历史教训。统治者应当以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实施政治的出发点,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我民罔尤违”,在具体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还要从老百姓生活、生产实际出发,要看到老百姓的大艰大难,要“顾畏于民喦(言)”(《尚书·召诰》)。
    第三,召公尤其强调王及各级官吏的率先垂范作用,他认为只有王及各级官吏清廉勤政,“上下勤恤”(《尚书·召诰》),给百姓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不惟如此,召公还从殷后期诸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尚书·无逸》)而导致亡国的教训中,总结出守成当以节俭为先,并作《旅獒》篇,告诫周武王不要玩物丧志,劝他“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提醒他“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尚书·旅獒》)。成王崩后,召公与毕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史记·周本纪》)。这与我们今天践行的“照镜子、正衣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召公从历史的变迁中,总结出史鉴思想,倡导统治者要敬德保民、清廉勤政,这种朴素的人文意识,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无疑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今天,通过对召公个人及其思想的解读诠释,总结他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贡献,能够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中国文化、世界文明的基本精神,让现代人从中感受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借鉴弘扬召公思想,不仅是对先古圣贤政治理念损益基础上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助于我们科学的理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作者系中华文化促进会召公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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