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苦果
　　圆明园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国开始痛定思痛
　　圆明园的火势刚熄，法国外交代表葛罗接到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信中声称接受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葛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因为在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之后，他一直担心局势将发生逆转。
　　事实上，恭亲王、桂良等人的确被焚烧行为震怒，曾在上书咸丰的奏折中表示，“臣等见事机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但吐血过后的咸丰帝，已无此前主战时的勇气。
　　恭亲王在颐指气使的联军头目面前，开始收拾残局。接下来关于《北京条约》的谈判充满耻辱，1858年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被确认有效，并将对英法的赔款分别增加为800万两，香港九龙也被割让给了英国。在天津留下一支警卫部队后，供应短缺的英法联军开始撤军。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已有20年。这20年间，清廷甚少从第一次的失败中汲取有效的经验教训，以至于在敌人重新发起的坚船利炮攻势下，仍如此不堪一击。
　　英法开始全球范围的贸易与殖民，清朝却还是依循传统的“天朝”观念，以一种和平友好的下俯式姿态与他国交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吝让利，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甘于此，他们想要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而采取了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宣称文化冲突，以自己的所谓普世文明开道；另一方面，又在与清廷的冲突中，以自己单方制定的规则来评判和放大纠纷个案，并以枪炮做后盾进一步侵略。
　　在18世纪后期，清朝对欧洲的贸易就已经有了所谓的“广州制度”。而鸦片的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更早时，但其真正大规模流向广州，则始于19世纪上半叶。为殖民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国陶瓷、丝绸、茶叶等的出口对欧洲造成很大的贸易逆差，西方的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而鸦片贸易，最终逆转了这一形势。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称，“到1820年代，大量的鸦片进入中国，足以供给一百万左右的吸食者。在这一数字基础上再加上中国本地种植的鸦片数量(虽然这个量还很小)，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鸦片进口的数量到1840年应该更为严重，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失，鸦片又侵蚀了众多国民的体质和意志力。禁烟的运动开始了，而西方以“自由贸易”和“平等外交”的名义，与这个东方老大帝国冲撞。
　　清朝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确过于无知。战争的结果，以惨败告终。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曾详细对比清军与英军的军事力量：武器装备方面，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兵力上，表面数字为英国远征军至战争结束时有约2万人，与清军相比约1：40，但因为清朝没有警察，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其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驻防分散，所以实际动员的部队约10万，且因调兵缓慢，很多战役反而英军兵力占优；而且清朝兵役制存在很大问题，内部腐败尤其严重。由此，在战争中一触即溃，并不出人意料。
　　令人慨叹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没有明显的认识世界和改革自身的积极努力，二十年后在面对英法联军时再尝苦果，也是势所必然。不过这一次，圆明园的大火促使衰朽的帝国开始痛定思痛。
　　自强运动
　　将濒临崩溃的王朝再续60年
　　在圆明园被焚之前逃亡热河的咸丰皇帝，至死没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从臣子的奏折中，知晓了圆明园被毁损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愤之下吐了血，并很快于次年去世。
　　让后人作为话柄的是，北京条约签署的前后，他最关心的仍是坚决抵制侵略者亲递国书。
　　咸丰皇帝英年早逝后，同治皇帝载淳继位，在他君临华夏(背后是两太后垂帘)的十余年间，大清有了中兴的气象。芮玛丽在《同治中兴》序言中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1860年，清朝面临的不仅仅是圆明园被焚、条约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还有挥之不去的内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杰出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借助了洋枪洋炮和西式轮船，它们发挥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体必须学习西方技术的认知。清朝和平主义的方略可能并没有错，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即使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不应再对世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守的势力开始受到冲击。
　　“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说，“自强一词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它是清朝新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强调要与欧洲列强妥协，接受条约制度，虽然主要的重点放在与列强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国自己的力量仍被视为有助于维护这种和平的局面。”
　　圆明园的废墟，仍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促使时代面对它的落败、教训和挑战。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折，提醒其谨记1860年的耻辱。当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圆明园时，收拾二次鸦片战争残局的恭亲王奕，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对国家财富的浪费。
　　兵工厂、造船厂开始兴建，还有培育外交翻译的同文馆。更重要的是，作为专司外交的机构，总理衙门横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鸿胪寺，牵涉到的外交业务，大抵都是有关朝贡国的。芮玛丽将这个机构的设立看做是同治中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剑桥中国晚清史》则表示，“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自强运动的努力成效，在后来甲午战争中受到检验。在一个习惯以当下成败论绩效的世界里，这无疑是一个惨淡、令人丧气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中国被动进入现代化的征程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意义停止过，有的只是在社会进步的理性自负下，阶段性地进三退五或原地打转。
　　众声喧哗。圆明园的废墟仍横亘在那里，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败的教训，但未来的方向，仍有待发现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