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61年，全国普遍处于饥馑状态，顾颉刚一家六口，也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虽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有古书古董可以变卖，能领到国家的补助，但要吃饱饭并不容易，他此时的日记里留下了大量对付吃饭问题的记录。
　　《顾颉刚日记》卷帙浩繁，无所不记，举凡风物人情、学术研究、钱款账簿、诗词唱和、月旦人物无不涉及。顾颉刚才情之纵横尽在日记里发露，然而这一代学人生不逢时，战乱、迁徙、流离、疾病……在在影响学术的长进，按照顾颉刚的说法，自己既不能早生数十年，走清代朴学家的道路，又不能迟生数十年，享科学家的生活，恰恰偏逢乱世艰难问学。等到了1960年代，吃饭问题又空前严重起来，他不得不花费心思去对付吃饭。
　　哀民生之多艰
　　日记对吃饭的记录集中在1960、1961年，尤以1961年最为突出。顾颉刚在1960年2月1日记载：“接高洪池信，悉其父逝世，函中述及宿县生活，一般以白菜籽及胡萝卜为主食，粗细粮俱无。渠一家四口均浮肿，无法医治。迩来流至北京当保姆而无粮食证者亦以安徽人为独多。何以淮河已治好，而彼处农村尚如此，深所不解。”对普通人尤其是农村人而言，若无维持生存的口粮，再加之其他技能全无、人口流动受限制，即便寄居他处也缓不济急。
　　何况灾荒程度很严重，“昨志成来，为言近两年之灾荒为八十年来所未有，如在解放前，将饿死人民两千万。今日不饿死一人，只是供养紧张，不吃好饭耳。予因念从前城市居民只吃西贡米或仰光米，任何饥荒都感觉不到，此亦罪孽耳。”（1961年1月17日）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这次灾荒是“特大灾荒”，此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的顾颉刚同样要面对饥馑，何况顾颉刚一家六口，要想吃饱饭是不容易的事，“家中买不到菜，粮票亦不足，本决定到高级饭馆吃一次，以其不用粮票也。然萃华楼五人之菜二十二元，森隆则四十余元，故只得到俱乐部吃晚饭，付粮票一斤，静秋饿了肚皮回家。”（1960年11月27日）市场萧索，所以妻子张静秋为了让孩子和丈夫能多吃点宁愿自己饿肚子。
　　政协文化俱乐部吃顿好饭
　　身为政协委员的顾颉刚能在政协所办的文化俱乐部食堂吃饭，然而也让人气馁，“湲儿初愈，静秋要她吃一顿好饭，于上午十时半携至文化俱乐部，则已在排队，轮至静秋时无菜但有汤矣。不得已四人吃番茄口蘑汤五碟，以咽面包，然因此食面包多，四人花至一斤二两粮票，本月中少却一天粮矣。供应紧张，即此可知”。（1960年11月20日）粮票规定的人均口粮难以为继，意味这个月不能在公家食堂吃饭了。要想吃好饭只能出外就餐，可所费不赀。即使有条件上馆子也不爽快，尤其排队时间之长令人欷歔。顾颉刚1960年12月18日记载一名叫尹受的人（似为顾家帮工）代为排队所遭遇的烦躁苦楚：
　　青海饭店新设，有手抓羊肉等菜，因欲与家人一尝之。今晨烦尹受前往排队，自上午五时冒寒前往，至九时半乃归，取得四十八号牌，心以为可得饱餐矣。十一时半与四儿同往，至则门紧闭也，待半小时，开矣，而不许挤进，谓当按号入内，在门等待，先则谓可携一儿，继则一儿亦不得带，予遂只得归饭矣。我来回只一小时，且在中午，未觉苦也，而尹君乃以极寒之夜，极早起身，在檐下静待至三小时，大苦矣。记与此，以志予感。
　　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全年，顾颉刚全家的吃饭问题越发严重。张静秋在家做饭次数明显减少，出外就餐次数有限且人太多，实在无法忍受。若全家都去政协所办食堂吃饭，粮票又不够用，“静秋为了粮食减少，副食品难买，常要我到政协文化俱乐部进食，以该处每餐只收粮票二两，且供应较丰也。然该处限制綦严，必须亲到取条，又必须早到取条，故每饭必须费去两小时许。予正赶《尚书》工作，如何得此闲暇！”（1960年12月23日）。由于政协委员携带家眷过多，更根本在于物质减少以致供应紧张，文化俱乐部餐厅改变了章程，规定每一委员只许带一人，每餐一位客人消费二元八角或三元五角。
　　然而不管怎样还得去吃，否则只有饿死。此后顾颉刚听从张静秋的意见多次去政协文化俱乐部就餐，“与静秋、三姨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午餐”。（1961年2月27日）“全家到南河沿俱乐部饭”（1961年4月9日）。面对普遍的饥馑，政协文化俱乐部餐厅所做政协委员只能携带一人的规定并没真正贯彻，为了吃饭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卖古籍，换鸡蛋
　　此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妻子张静秋与儿子顾洪已经浮肿。不久顾颉刚也出现浮肿症候，“予浮肿，腿甚于面；静秋则面甚于腿。吴谚云：男怕穿靴，女怕戴冠，岂肿病果有男女之别乎？孩子中惟堪儿未肿，迩来此病甚多，莫测其由来。”（1961年3月29日）以致朋友冯家升两年不见顾颉刚，一见之下说出“您瘦得不认识了”。尤其是张静秋为家庭操心过多，身体削弱甚明显：“静秋愈憔悴，今日游公园，几致晕倒，扶之而行。卧后忽然四肢麻木，身上流汗。此皆脾气不好，凡事焦躁，而又碰到荒年，食品不足，以致浮肿日甚之所致也。为之奈何？”（1961年5月2日）
　　面对吃饭的困境，顾颉刚采取的措施第一是卖书卖古董。此时卖书已不值钱，顾颉刚所出售的汲古阁《十七史》、阮刻《十三经注疏》因书籍本身有缺陷，每册仅卖一二角，且微薄卖书所得很快就花完了，“本月廿日收到中国书店价三百十九元，到今一星期，为了买物（鸡蛋每个六角）、医病、请客、订报、寄钱（三姨处四十元），到今天已用完了，不得不再卖书，钱不经花，使人惊骇”。（1961年12月26日）
　　其次是卖古董：
　　五四年由苏携来之先父所遗瓷器约二十件，初以为色泽鲜美、刻画精工，可资雅玩，近来为高级饭菜所诱，入不敷出，因请陈万里代为介绍于韵古斋，期得善价，不料今日施君来，谓皆是近数十年中仿制，仅可售与国际友人，无一可送至博物馆者，代价仅八十余元耳，为之气索。（1961年6月24日）
　　幸好还有国家补贴。1960年10月1日张静秋给顾颉刚的信，“政府对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供应从8月起每月4斤肉、3斤蛋、2斤糖、2条香烟，保证无缺。所里昨天也送来猪肉、牛肉、美酒、蜂蜜、香油等。”但从顾颉刚此后的日记看，这样的补助待遇并没有持续下去。
　　为吃疯狂
　　从海拉尔回来，还是要面对吃不饱的现实。
　　除了个人能想到的缓解饥饿的方法外，国家层面的措施亦在实行。首先是推广代用食品，1960年11月10日谭震林副总理讲若将橡子、玉米芯、玉米叶加工后就可充当粮食吃，并且也能提高营养，有计划实施一段时间到1961年6月底可以见到效果，到那时困难会逐步减少。其次是政府推行“劳逸结合”的办法，将城市人口遣散至农村，让大家静养生息：
　　迩来各机关坚决执行“劳逸结合”办法，减少开会，保证休息。（1960年12月1日）
　　静秋面、脚俱肿，说不定是营养太不良而劳动过度所致。闻近日人民如此者甚多，故党与政府提倡“劳逸结合”甚亟。（1960年12月22日）
　　物质的匮乏，必然使得有限的物质供给只能针对一小部分人，而且物价高昂，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得起的。顾颉刚的工资在当年算很高了，但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时有发生：
　　近日物价日高，所以然之故，物资供应缺乏，有力者纷纷出高价抢购，一也。自有高级菜、高级点心、高级糖果之后，农产物向之看齐，农产品价既高，工业成品价亦不得不随之提高，二也。予每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在同人中为高薪，而一经取到，十日便了，每月恒须七八百元，盖房租、水、电一月须八十元，尹受、李勤工资一月须百元，鸡蛋一月须百余元，伙食一月须二百余元，加上吃馆子、酬应、煤炭、报刊、医药，一月至少七百元，竟有旧社会中过关之苦。（1961年11月13日）
　　吃饱饭是人最基本的物质欲求，当想方设法还吃不上饭吃不饱饭成为现实，各种怪事奇事也就层出不穷，所谓“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教授偷老玉米，红领巾爬墙偷枣，此皆近日新鲜事也。保姆管做饭，又安得不偷米乎！以此故，静秋神经越来越紧张。然“只有千回偷，没有千回防”，将奈之何？（1961年9月4日）
　　最夸张的是连动物都同类相吃，顾颉刚家中所养之鸡久不下蛋，经观察发现：“所畜白鸡三天不下蛋，静秋诧而觇之，则所下蛋自己吃了。即此可知近日食物之紧，直使家禽亲食其子。至猫儿之呜呜向人索食，或突跳至桌上与人抢食，不待言已。”（1961 年10月16日）
　　吃不饱也不能忘记搞研究
　　1960-1961年人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顾颉刚全家也只能紧巴度日的时候，他想到的还是学术。连排队吃饭都想着《尚书》研究。1960年12月24日顾颉刚去政协礼堂俱乐部排队吃饭，顾发出如此感叹：
　　今日上午既为与静秋同进食而出门，下午又以同听班禅报告而出门，《尚书》工作竟不能作。班禅所讲西藏改革情况，予早在报纸见之，此不过例行之报告，予本不欲往，而静秋强之行，又欲予上楼吃饭，吃饭则须排队半小时，及散会已将六时，今日为星期六，无车不挤，竟待至一小时始得上，我的时间如何可以这般浪费！一气，胸膈间作痛，又不能睡了。
　　顾颉刚晚年的一项重要学术研究计划就是《尚书》研究。在1961年记录吃饭闹心的同时，顾颉刚的尚书研究一直不间断在进行。以一九六一年四月为例，3日、4日、5日、6日、7日、8日、9日、10日、12日、13日、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21日、22日、24日、25日、26日、27日、28日、30日一直在做关于《尚书·大诰》篇的搜集、校勘、考证工作。1960年12月1日顾颉刚整天作《大诰》的校勘与集解，实令人佩服。然而研究学问需要良好的身体，1961年除了民众普遍患有的浮肿外，顾颉刚还有神经衰弱、轻度动脉硬化、慢性气管炎，又有严重便血、手颤、高度失眠等毛病，手颤妨碍执笔为文，失眠则导致精神紧张。在如此环境中以这样的身体从事高强度的学术工作，其苦其累，只有顾颉刚最为清楚，但是顾颉刚将《尚书》研究的工作看得极重，似任何事情都无以移易其学术研究：
　　予着手的《尚书今译》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但做出来时也是一件极愉快的工作。以此次译《大诰》为例，专心致志，需时一个半月，则二十八篇共需三年半，尚须不休息，不生病，不参观。这是做不到的。故预计需四年余。《大诰》篇四万字，廿八篇约一百十二万字，但《尧典》、《禹贡》恐须十万字，《洪范》亦必甚多，则当有百卅万字也。此一大事业也，勉之，慎之！如能谨慎将事，不因劳致病，则全书脱稿予已七十二三矣。昔日自牍曰“晚成堂”，倘能不负宿愿乎？（1960年12月31日）
    自认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顾颉刚，在1934年给胡适的信中说，“觉得我这一生只配研究中国古书，此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分”，这种心态在饥馑年代被倒逼出来，更强烈地提醒他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