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比岸英、岸青晚一年多到达苏联。她到达时，王稼祥正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东方部负责指导和管理东方地区的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王稼祥对从中国来学习和治病的同志一向关怀和体贴。看到一些同志住在郊外，进城看病不方便，冬天下雨了，汽车不好开，就设法让他们在城里东方大学的宿舍住下。
　　贺子珍与刘英到苏联时，都怀有身孕，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王稼祥给她们找了一位苏联老太太，让她们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八部，因为八部有食堂，有托儿所，生活方便。
　　贺子珍与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就相熟，长征时双方又敬重对方的人品品质，贺子珍从王稼祥那里知道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的情况，便主动跑到儿童院看望岸英、岸青。她发现，岸英比较成熟，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自己的用具衣物整理有序，岸青则差一些，衣服脏了也不知道换洗，有时脱下来随便乱丢乱放，因他在上海流浪时挨过打受过刺激，听别人讲话有点耳背，但他人很乖。贺子珍隔几天就去看望他们，把他们的脏衣服找出来，拿回宿舍洗净、晾干、叠好，又给送回来，小哥儿俩不知道她的身份，先是不在意，以为这个中国阿姨喜欢他们。可一次、两次，次数多了，就感到奇怪了，岸青还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姑娘对我们那么好！”当时八部的中国同志把“那个姑娘”的提法传为笑谈。
　　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里，在东方大学和疗养院中，也常有叔叔、伯父、阿姨们到儿童院里来。有的是来看望自己的子女，也常常看望像他们这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可眼前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身材瘦长，方脸庞上挂着温和慈爱的笑容，可看他俩的眼神里又有些忧郁，叫她什么好呢？
　　郑一俊老师早就向他们做过介绍，说：“这是贺妈妈，贺子珍妈妈，到莫斯科看病和学习。她是你们的妈妈，以后你们就叫她贺妈妈！”
　　岸英是个有个性的人，他的性格有刚烈也有沉稳的一面。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喊“贺妈妈”不很自然也不情愿，在他的意识里，妈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已经死去的妈妈杨开慧。但是他从没有给过“贺妈妈”难堪，贺妈妈来看他们，他很客气。贺妈妈帮他们洗衣服，他会连声说谢谢。
　　贺子珍主动去关心和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除了她的品格和与毛泽东的那层关系，还有着对杨开慧的敬重。
　　贺子珍在莫斯科意外地与毛岸英和毛岸青相逢，她很激动，看着这两个孩子安然无恙，她心里高兴。她愿意代替杨开慧为他们做一点事情，也愿意代替杨开慧给他们一点母爱。
　　伯父和我父亲也渐渐地在感情上接受了这个“妈妈”，关系处得越来越融洽，相互来往越来越紧密。小哥儿俩甚至几天里见不到他们的贺妈妈，便跑去八部看望她。每当这时，贺子珍不再感到孤独，伯父和我父亲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被母亲关怀着的种种好处……贺子珍的小屋里有了生气，有了欢歌笑语声，乐融融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空间，飘进心里，温暖着母子三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