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回大唐的长安，你会惊讶于唐代妇女的服饰。
　　传统的中国女装像粽子，把手和脸之外的所有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似乎春光稍泄天就会塌下来。但是在盛唐的长安，居然出现了西方妇女那样袒胸露乳的“时装”。这种服装领子开得很低，不着内衣，胸乳半露于外。为了充分突出细腻的肌肤，裙子往往以轻纱为质地，露肩裸背，行步之间，春光四射。唐诗中这样描写这种风韵：“粉胸半掩凝晴雪”(方干《赠美人》)；“雪胸鸾镜里”(温庭筠《女冠子》)。
　　唐代女人的“自由度”不光表现在服装的惊世骇俗上。唐代人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离婚改嫁在唐代是家常便饭，丈夫固然可以“休妻”，妻子不高兴了也可以“离家出走”。因为再嫁不难，人们一嫁再嫁，也不以为耻。就以公主为例吧，唐肃宗以前唐代前期几位皇帝的公主中，再嫁者达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则有三人。
　　在唐人那里，性还没有变成需要遮遮掩掩的罪过，文人们甚至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比如白行简的《天地交欢阴阳大乐赋》。唐代人在性上比较随便，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大历年间的民女晁采，与邻家男孩文茂“自由恋爱”，“乘间欢合”。晁母得知之后，居然说：“才子佳人，自应有此。”遂把晁采嫁给了文茂。所谓节烈观念在唐代虽然也有人提倡，但实践者不多，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 000人，而唐代只有51人。
　　唐代上层社会，对性更是持宽容甚至放纵的态度。文人狎妓是公开的时尚，李白这样无职无官之人固然可以“千金骏马换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白居易这样的“高级领导”也公然养妓。后世宋人读到这些，惊异之余，不胜感叹：“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后世所谓“脏唐臭汉”，指的就是唐代上层社会的淫乱之风。确实，唐代的王公贵族们在这方面是有点离谱了。武则天公开养“面首”就不说了，唐中宗的韦后先后与武三思、杨均、马秦客等人私通，为史所明载；唐肃宗的女儿郜国公主在丈夫早卒之后恣情纵欲，阅人无数，“秽声流闻”；唐顺宗的女儿襄阳公主下嫁张克礼后，性情“纵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枢、薛浑、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浑尤爱，至谒浑母如姑”。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了房玄龄的小儿子房遗爱，婚后这公主嫌一个老公不够玩，还跑到外面找和尚和道士。为了补偿，她找了两个美女供老公享用，夫妻之间“各行其是”，生活倒也相当“和谐”。
　　这些床笫秽闻其实反映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妇女解放”的年代。在其他朝代，女人们“笑不得露齿”“行不得动裙”“站不得依门”“出门不得露面”。而唐代的女人不但可以在上元节、端午节、七夕节出来游玩，平时也可以自由参加种种娱乐活动，如《开元天宝遗事？探春》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人的女权意识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不但出现了上官婉儿、韦后、太平公主等一系列弄权的宫廷女性，更产生了唯一的女皇帝。这种宽松的环境使唐代女人性格独立而刚强。《隋唐嘉话》记载，任瓌的妻子柳氏是著名的妒妇，甚至连皇帝的账都不买。唐太宗赐给任瓌两名宫女做小妾，柳氏说什么也不同意。唐太宗听说，不相信天下有敢违抗圣旨的女人，遂召柳氏入宫，说如果你还不从命，就赐你毒酒自尽。柳氏居然昂然不屈，说死就死，没什么大不了。唐太宗命宫女拿来一杯醋，谎称毒酒，柳氏竟一饮而尽。搞得唐太宗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命任瓌在别的地方再盖一处住宅安置两名宫女。“吃醋”这个词就是因此诞生的。当然，刚烈表现并不全是妒妇，而更多的是侠女。阅读唐代小说，你会发现其中女性大多侠气逼人。比如打抱不平的荆十三娘，为民除害的李诞女，以及夜奔李靖的红拂。她们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报恩复仇矢志不渝，或身怀绝技铲除邪恶，个个刚猛豪侠，与其他朝代中国人喜欢的女性形象大异其趣。
　　唐代之所以如此被今天的中国人推崇，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现代气质”。与“妇女解放”类似，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具有“体育精神”的朝代。中国皇帝多不喜欢运动，独唐代除外。马球是唐代的“皇家运动”。唐代贵族马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甚至在金城公主出嫁西藏这一外事活动中，还出现了“马球外交”。据记载，“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代宫廷球队举行的马球对抗赛。球赛最终结果，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秀为一方的唐代球队获胜。特别是后来登上皇位的李隆基在这场比赛中发挥十分出色，“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献诗。”后来直到花甲高龄，唐玄宗仍打球不辍，同羽林军将士在骊山脚下的球场上驱马争夺。唐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更盛，唐僖宗李儇甚至曾经说过：“若开马球进士选，我当为状元。”他在逃亡期间，也不忘身带马球。
　　二
　　唐代的种种与众不同，都源于这个朝代的宽松、自由。而这种宽松自由，又是因为数千年汉族文化中那优质、健康、成熟的部分，和北方少数民族天真、刚劲、开阔的气质的偶然结合，催生了独一无二的自然、丰盛、灿烂。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也是中国历史不可超越的顶峰。那是中国人最自信、最放松、最自由的如同鲜花着锦的一段时光，不但绝后，而且空前。
　　唐代皇帝是胡人。李氏家族父系到底是不是汉人迄无定论，但是母系是胡人则毫无疑问。陈寅恪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他有十九个女儿，女婿近半数为少数民族。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都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也都是鲜卑人。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汉族，几代连续杂交混血，使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十六分之三的汉人血统。而唐高宗李治，最多只有三十二分之三的汉人血统。从隋炀帝蒸父妃、唐太宗纳弟媳、唐高宗以父亲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以儿媳杨玉环为贵妃等种种事看，他们的风俗习惯的确带有浓重的“胡风”“胡气”。
　　少数民族做皇帝，唐代并非空前绝后。但是唐代与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数民族血统是隐蔽的。盖古人观念之中，父亲提供了全部的遗传基因，母亲只提供了血液营养而已。所以在社会心理上，唐代帝王从来没有被当作少数民族看待。这是隋唐与元朝和清朝至关重要的区别。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与清代皇帝那样，对汉民族及汉文化抱着恐惧提防心理，同时又拥有根植于少数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们博大开阔的胸怀与视野。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
　　这种“胡气”使唐初诸帝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态。唐太宗宣称，他没有民族歧视心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唐代公主和亲于史可据者有二十三次，且并不视为屈辱之事。唐代对异族人的任用，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前朝后代几无可比拟者。据统计，唐代少数民族宰相即有二十四人，分别来自十五个民族。将军、节度使多不胜数，以至《唐书》专立《诸夷蕃将传》。
　　唐代前期帝王大都自信大度。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者，当数唐太宗。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感情，自信而又能信任他人。唐代高层政治中，充满了人情味儿。性格豪放的唐代帝王对体制上的贵贱尊卑原本不那么在意。臣下偶尔失仪，在其他朝代多被严谴，在唐代却往往不被当回事儿。以开元盛世时“班秩”为例，“在朝百僚，多不整肃”，“或纵观敕旨，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远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哗，或行立怠惰，承宽既久，积习如常。不增祗惧之容，实紊矜庄之典”。上朝之时，有人在那儿读公文，有的聊天，有的还做文章，更有人站没站样，靠没靠样。这样的情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出现。
　唐宣宗时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宣宗宴罢，见百官与卫士拜舞，遗下果实食物，上怪之。咸曰：“归献父母，及遗小儿女。”上敕大官：今后大宴，文武官给食分与父母，别给果子与儿女，所食余者听以手帕裹归。遂为故事。
　　就是说，唐宣宗请百官吃饭，饭后百官行礼之时，不少人怀里都滚出水果点心。皇帝很奇怪，百官纷纷说，这是回去给爸妈和孩子们尝尝的。皇帝于是下令，今后大宴，专门给百官的父母儿女准备些点心和水果带回去，着为定例。
　　把一桩朝拜失仪事件变成了一件流传史册的美谈逸事，这只有在唐代能够发生。
　　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唐代皇帝也往往能够注意尊重他人，而尽量不偏袒自己的骨肉。《因话录》卷一载：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而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就是说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做了驸马。有一天，和公主吵起架来，郭暧骂道：“你觉得你老爸是皇帝就了不起吗？那是我老爸不愿意做才让你老爸做的。”公主哭着回宫向皇帝告状。代宗皇帝说：“你还小不懂事，郭暧说的是老实话，如果郭子仪要当皇帝那皇帝早就是他的了。”说完也哭了，不过还是让公主回家了。郭子仪知道这件事后，就把郭暧捆绑起来，亲自带到皇帝面前发落。皇帝安慰郭子仪说：“常言说得好，‘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两口在家里吵架，你就装作听不见就行了。”赏赐了郭子仪一些物品，让他回去了。郭子仪回到家里，打了郭暧几十杖了事。
　　这种事在其他朝代，实在不可想象。
　　因为君臣上下森严关系的淡化，双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乱”之忌。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们的作品一样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论倜傥”，或“诡激啸傲”，或“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
　　天宝初，李白奉诏入京既不诚惶诚恐，也无受宠若惊之态，他“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都“不觉无万乘之尊”。
　　初唐的时候，有一个叫员半千的人，考中了进士，却没有官做，于是给武则天直接写信，信中说：“臣……于今立身，未蒙一任……陛下何惜阶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抑扬辞翰？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一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
　　那意思是，我要向你推荐我自己。你不了解我，我有一个办法让你能够了解我。你招三五千天下才子，和我一起考试，考六种文体。如果有一个人的成绩排在我的前面，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向天下才子谢罪。
　　这封信放到别的朝代，作者早被杀头了。在唐代，他不但没有被杀头，后来还做了奉阁舍人，专门起草诏书，参与国家大政方针。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点是宽大通脱，文网也非常宽疏。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对于那些只知“顺从”“顺旨”之人他严加斥责：“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说你这个人从来都唯唯诺诺，没有独立见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统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三教并行，信仰自由，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以示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唐高祖、高宗、德宗时代，都曾经召集过儒师、沙门、道士进行讲论诘难。三教并行，自由竞争，终唐一代持续不绝。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普遍的自由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高适也才能公然在诗中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册的杜甫诗中都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这样写：“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非儒薄孔，非圣薄尊，在唐代人眼中习以为常，并不视为大逆不道。
　　所以唐代言无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你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南宋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他罗列一长串例证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
　　“宫禁嬖昵”这样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复极言”，那么对“当时事”的抨击的无可顾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唐人对时政的讥讽、揭露，间或有碍作者仕途，却从没有人被指为“污蔑、攻击”而遭到贬杀。白居易创作乐府诗“规讽时事，流入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他的《长恨歌》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诉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还作诗纪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三
　　这种宽松的环境，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学士画家书法家，个个个性十足，举止率性。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文人的喜怒哀乐，倾泻而出，毫无滞碍。他们勇于标新立异，作品风格迥异，流派纷呈。后人评价唐诗“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
　　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开放性。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外邦远洋人有日本晁衡、新罗崔致远、大食李彦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因此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和融合，它以博大的胸襟如“长鲸吸百川”似的吸收外域文化，从其他文化中采撷英华。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杂技、魔术，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拥而入。唐朝敦煌壁画中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霓裳羽衣舞》，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胡食”“胡服”也随着具有胡汉混杂血统的隋唐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