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我反对政府 并非危害国家

　　作为中共最主要的创立者，几十年来，他被先后戴上了九顶帽子，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如今，这些帽子先后被一一摘掉，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将长期以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2004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性，获得了学界普遍好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果对此深以为然：“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能全归咎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党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镇室之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姚金果承担了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编写工作，之后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编写。
　　姚金果告诉本刊记者，苏联解体之后，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越来越多的事实正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历史评价的修正，陈独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被共产国际束缚手脚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共蒙受巨大的损失。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当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的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即平均两天一个决议。莫斯科的指示像雪片似地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
　　因为陈独秀鲜明倔强的个性，建党初始，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他说：“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马林必须参加中共领导机关的会议，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陈独秀对此很是不满，他曾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加入共产国际，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陈独秀惟一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谁能保证共产国际的指挥永远正确呢？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掌握着绝对的军事力量，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团结其他党派，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一致革命的重要性。
　　那么，国共合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想法不一样。在中共二大上，陈独秀提出与国民党以党外合作方式进行联盟，这样能保证党的独立性。
　　但在马林的天平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量不一样。于是，马林将自己曾经在荷兰殖民地爪哇的成功经验搬到中国，他提出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
　　马林不得不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求援。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返回中国。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对陈独秀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就这样，中共中央为尊重共产国际意见，不得不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是带着改造国民党的心态加入进来的。作为大才子，陈独秀在马林的鼓励下，坚决拿起了批评的武器，批评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依赖、重军事行动而轻视民众的痼疾，这令孙中山很不舒服。孙中山虽然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但他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计划在广州同孙中山国民党一道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共中央，只得再次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姚金果说。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妥协退让
　　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有三大罪证，一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党务上的大让步。这三大罪证是怎么来的呢？姚金果说，这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上做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中概括的。
　　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在姚金果看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完全无视中共中央的存在，在有关国共关系重大问题上大包大揽，一再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情绪日益增长，国共关系面临严峻考验。正值国民党二大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了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只能要求中共做出让步，不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
　　“这实际上是将中共推向‘在野党’位置，严重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既然这样，陈独秀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搅合在一起了。”姚金果说。
　　1926年，蒋介石发动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由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正在中国了解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然而，布勃诺夫鉴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担心此事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国共破裂，由此带来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于是，布勃诺夫对蒋介石做出让步措施，撤回苏联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顾问。
　　“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从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势力的又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些排共提案能够通过，与鲍罗廷有很大关系。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更加猖獗。在此种情况下，陈独秀再次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是，陈独秀也非常清醒地知道，什么时候和国民党分手，自己说了不算，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允许才行。
　　虽然此时陈独秀曾有过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他对蒋介石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蒋介石尚未真正站到右派的立场。另外，他还有一层担心，就是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
　　这个时候的陈独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与国民党分手。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这么做，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后来回忆说，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在中山大学演讲称：“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
　　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称，“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右派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分裂，国民党的核心在向左转。”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对此，斯大林如何解释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
　　杨尚昆回忆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奉命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
　　“实际上，‘托派’是以联共(布)内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但斯大林把它作为敌人来对待。”姚金果说。
　　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学生王平一从苏联带回一些“托派”资料，其中有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看后，陈独秀思想受到很大触动，感觉找到了知音。
　　陈独秀首先发现他在大革命失败的许多意见上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要求退出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是中共执行国际指示断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们(指共产国际)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陈独秀从思想上和感情上贴近了托洛茨基。
　　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认识是陈独秀倒向“托派”极其重要的一步。1929年9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姚金果分析：“陈独秀就是想在党内建立一个反对派，他自己的理解这仍是在中共党内的一个组织，来监督和批评中央错误决策的。”
　　但在斯大林反“托派”斗争的大背景下，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托派”自然不会有好结果。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致信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党内必须加强同右派的斗争……必须要么争取使他(指陈独秀)在彻底认错和接受党的路线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
　　陈独秀没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劝告，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态度强硬地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辩解，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政府并非国家”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曾经五进监狱，实践了他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在我看来，相比政治家、教育家的角色，陈独秀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即使在监狱里，他也在思考和写作。”姚金果说。
　　1932年10月15日晚，陈独秀被以“危害民国罪”最后一次被捕。法庭上，审判长问：“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国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国罪吗？”陈独秀回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大律师章士钊为其辩护说：“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
　　当章士钊辩护完毕，陈独秀立即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因为在陈独秀看来，章士钊的辩护词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合，且有摇尾乞怜、卖身投靠之嫌。
　　陈独秀晚年曾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这些话说明，陈独秀有着独立思考的硬骨头。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则缺少了妥协和中庸的品质。”姚金果说。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