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陈伯达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乃“文革”期间的风云人物。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却“上了林彪的贼船”，随后失势并被囚禁。这是为何？
    中央文革小组江、陈争权
    陈伯达背叛自己的“阵营”，和与江青的矛盾有关。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所以，两人之间没有矛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江青起初处处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生病住院时，江青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陈伯达因此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从此，陈、江起了矛盾。
    陈伯达心中有气，但没办法——江青惹不起。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等人回忆，江青对陈伯达发火，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家常便饭。譬如，陈伯达曾与江青有过一次“厕所之争”：“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她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九大后陈伯达急于寻找靠山
    陈伯达在九大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但他清楚，自己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一大部分是林彪的人，另一大部分是江青的人，陈伯达哪一头也靠不上。
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任务，毛泽东逐渐让张春桥、姚文元担当。原来由陈伯达分管的部门，也被江青手下的人逐步接了过去。特别是江青借口让姚文元参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陈伯达主管的宣传理论部门的部分领导权拿了过去，陈伯达感受到威胁，他急于寻找靠山，目光投向了林彪。
    九大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愈发尖锐。林彪正要寻找更多支持者。他手下的干将均为武将，缺少笔杆子，他也把目标放在陈伯达身上。
    对于陈伯达的境遇，以林彪为核心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也心知肚明，并尽量利用。据黄永胜之子黄春光回忆：“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化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说啊，只能跟林这边的人说，跟叶群说。”林、陈两个人一拍即合。
    庐山会议为林彪出力被打倒
    1970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战备问题。林彪关注的是设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此次到庐山来开会，主要是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出力。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林彪发表长篇讲话，核心是讲天才论的问题。江青等人坐不住了。他们一起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告状。毛泽东对林彪和陈伯达的活动早有察觉。毛泽东很清楚，林彪是要抢班夺权，陈伯达是为林彪打前阵的。在当时，毛泽东还不能立刻把林彪揭出来，他要分化林、陈，先批陈。于是，他动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发后，九届二中全会上立即掀起了批陈之风。林彪及其手下亲信也受到大家的怀疑和批判。林彪看事情不妙，把一切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
    江青集团抓住此事，穷追猛打。此后，在全国展开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江青到处作报告，成了批陈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