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孙中山又被国共两党抬出来出来隆重祭奠一番。
　　国民党自不待言，它承继的是孙中山的衣钵，为抬高、美化国民党的历史，曾经于1940年3月21日以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认定孙中山与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领导了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帝制。
　　中共方面推崇孙中山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与国民党一致，认为“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二是“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表明，无论国民党的“国父”之尊，还是中共总结的两大贡献，都与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有较大出入。或者说，当时被讥为“孙大炮”的孙中山，后来成为了一个服务于政党而人为夸大的工具。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组织新军举行的武昌起义爆发，一举夺取武汉，宣布独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也宣布独立。当时，不仅孙中山还在美国，未参与领导任何筹划起义事宜，他的同盟会(国民党前身)也与起义干系不大。
　　此前，孙中山的确在广东、广西与云南等地领导过11次规模很小的起义，但都归于失败，也根本未能动摇清朝统治的基础。他也的确鼓吹过多年革命，写过不少文章、书籍。但并非同盟会会员的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陈天华主办的《猛回头》等，也极力鼓吹革命，其名声和传播效果也远大于孙中山。
　　孙中山坚持认为两广、云南地区是起义的最佳之处，使他的同盟会产生分裂。章太炎认为“粤人(即孙中山)好利而无兵略”，焦达峰认为孙中山把起义重点放在广东是“经略不远”；陶成章认为应该将起义地点选在长江下流一带。1909年11月27日，陶成章等人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刊登了《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公开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各立会派。
　　1910年2月，孙中山在美国洛杉矶长堤会议上，甚至决定“暂行中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
　　但就是孙中山不看好的处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武昌，在他几乎丧失起义信心之后，仅仅过去8个月，两个与同盟会无关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孙武、蒋翊武等人组织下发动起义一举成功，湖北宣布独立，推举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随后相继宣布独立的17个省均由非同盟会掌权。
　　正在美国的孙中山直到第二天读报才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后来回忆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1.9.10。)。”
　　随后，南方17省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因一时无合适人选，距武昌起义两个月后才回到国内，名头比较响的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但此时北方还有半壁江山属于清朝。
　　不久，统领北洋精锐部队的清朝重臣袁世凯倒戈，威逼利诱宣统皇帝退位，一举终结了数千年的帝制。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0月6日又成为正式大总统。如果说非同盟会的立宪派对早先独立的17个省功勋卓著，那么袁世凯对全国剩下的省份脱离清政府及直接逼迫宣统退位更是功不可没。
　　可见，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作用极其有限，与国民党加封的“国父”距离甚远，也并非“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后的湖北都督黎元洪认为：“世人对孙逸仙(即孙中山)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袁世凯的密使蔡廷干在武昌时也曾问孙中山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95页)
　　曾与孙中山合作多年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说：“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版，第63页)”他决口未提孙中山。
　　中共推崇孙中山的第二点“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也并非那么回事。
　　1924年1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决定与中共合作。这是因为孙中山必须借助苏俄的物质援助，而中共又是苏俄主导的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孙中山在苏俄的要求下不得已而为之。他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与助手胡汉民专门针对中共，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 “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同时，孙中山史无前例地组建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负责执行纪律，任命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等5人为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苦难的辉煌》一书中说：“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10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如果万一消化不了，孙中山也有对策。他于1924年10月9日给蒋介石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写信，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他后来还说：“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
　　三年之后的1927年4月，蒋介石正是以孙中山的这封信作为理论依据，以吴稚晖、李石曾等中央监察委员的弹劾为法理支持，发动了“四•一二”清党，正式与中共决裂。
　　可见，蒋介石所作的不过是秉承孙中山当年的“密旨”，是“孙中山事业最忠实继承者”，而孙中山也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
　　那么，国共两党为何一致要推崇孙中山呢？国民党方面前文已经提到，抬高孙中山是为了美化国民党的历史，强调国民党执政的合理性。中共方面，过去是因为强调自己“孙中山事业最忠实继承者”，表明新政权的合法性；后来则是因为台湾一直未能回归，不得不继续认同国民党的说法，以寻找两党与两岸的共同点，与共谈“炎黄”老祖宗一样，为谋求最终和平统一找到双方的认同之处。如果1950年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粟裕统率65万大军攻克了台湾，作为工具的孙中山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差距便会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