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派一个叫小道的听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韩复榘在审问土匪，出于好奇，便站在一边看热闹。审判结束后，执法队误将小道及被判处死刑的土匪一并拖到八号汽车上，准备拉去枪毙。小道连声喊叫：“我是送信的！”

　　韩复榘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也该枪毙。”原来他误认为小道是给土匪送信的。事后，沙月波带着小道的母亲去见韩复榘，问及小道被杀之事。韩复榘笑道：“现在他是小盗(道)，将来就是大盗。”不过，1936年，在第三路军军法处任职的王慰农与沙月波同车由北平前往保定，王慰农问及此事真伪，沙月波予以否认[1]。

　　有一个妇女，已经被判处枪决，已经押上了八号汽车，她的5岁儿子抱住韩复榘的双脚大哭大闹，韩复榘只好将这名妇女释放了[2]。

　　对父亲的“人治”审案，不乏草菅人命，韩子华没有否认。“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向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判案判的最重的两种人，就是土匪和吸毒贩毒的人。起先，他审讯的范围也仅限于盗匪一类的案件，到了后来，便发展到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等无所不包。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县视察，经常亲自接案问案。他审理案件一般先听军法官念案由，然后三言两语即断一个案子，如“打一百棍，罚苦刑两月”定案。这终究是一言堂的人治，断案难免主观武断。国民政府司法部出面干涉，韩复榘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后来就不审理了。“不经过法院，行政人员直接判案，确实影响不好。”

　　韩复榘也觉得事有不妥之处，有些案子不问了，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当时山东的土匪很猖獗，匪患为全国之最，经韩复榘的严刑峻法，山东治安大好。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张守仁是韩复榘夫人高艺珍的干儿子，曾担任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长，但此人擅自在家里私立公堂，专门审问有关毒品的案件，罚钱私没，没收了毒品，也不向总局呈缴。后有人向韩复榘告发，韩复榘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均属实，坚决命令枪决张守仁[3]。

　　韩复榘办案速审速决，或生或死，或打或罚，一言而定。他对案子的处理，一是枪决，二是释放，判处徒刑的绝少。既没有判词，也不大重视人证物证，一经判决，马上执行。[4]

　　韩宗喆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韩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韩做决定怎么判。韩跟冯玉祥的时候，西北军里有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先去看监狱，发现监狱非常黑暗，如同人间地狱，韩对此印象非常深，就想将来做地方官时，一定好好解决监狱及司法问题。那个时候官员没有法治观念，全靠人治。地方官审案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地方官审案甚至还被认为是亲民的表现。韩很热衷这件事情。”

　　在民初，老百姓依然不愿意到法院去。“韩听说，穷人没有钱，请不起律师，不会写状子，不能到法院告状。韩就说不要律师了，专门设立几个人，记录老百姓的案情，老百姓怎么说就怎么记，什么土话啊方言都行，这些都要原汁原味呈给他看。后来，有些土话方言韩也看不懂，觉得这样也不行，还是请律师吧，如果请不起律师，直接告也行。韩那时候也没办法，只要他一出省政府大楼，呼啦一下好多人就围上来了。他就直接把状子接上来了。当然，这里面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个人的一些因素就带进去了，冤假错案也就难免了。”

　　韩复榘断案主观武断，感情用事，三言两语，粗枝大叶，从现代法制角度来看显然是非常荒唐的，冤假错案肯定会有的。韩子华说：“愿以韩复榘后人的身份，向韩复榘主鲁期间受到不公正处置，受到伤害的人及其后裔，致以最诚挚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