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新桂系在大别山的政权相对的稳定，有的部队离开大别山开往日寇自动撤退的平原富庶之区驻扎。在此情况下，新桂系部队的腐化之风迅速发展。军官们除了想法捞钱外，就是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纷纷在当地结婚或讨小老婆。当时176师有一个团，家属特别之多，可以编成一个旅，气得廖磊电召该团团长莫敌到立煌予以责骂。廖对他说：“莫团长，你升旅长了！”莫回答说：“报告总司令，我尚没有奉到命令哩。”廖板起面孔说：“你自己有权当了旅长，又何必奉命令！”说完即大怒离座。廖磊随即召集政治部主任、秘书、科长及驻地军官训话，说：共产党批评五路军腐化了，这是事实，军官要钱，讨小老婆，又不用心带兵，如此下去，大别山根据地也要完了，政工人员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并重申军官们在战争期间不许结婚。桂系部队这种腐化现象的出现，说明新桂系规定战争期间不许结婚的命令已经无法约束其军官。桂系军官蹂躏安徽妇女的事件，到李品仙统治安徽时期更加严重。因此，不少人纷纷议论说：“广西人来安徽，一要升官，二要发财，三要女人，四要安徽人说广西人好。”安徽人民对桂系的愤慨，引起了旅外皖人的反李运动。CC分子、教育厅长方治也抓住这些言论，攻击桂系。

1940年日军战线过长，实行弃面守点，桂军得以逐渐向外扩张。李品仙的贪婪本性日益暴露。他曾对张义纯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正是基于这种发国难财的思想，还在1938年冬，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寿县时，他就公开派出三个运输连，到皖北寿县盗挖楚怀王墓，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挖出许多陪葬的珍贵宝物及墓中大批名贵木材。李品仙令他的参议黄少伯，先运回广西，后转运到香港他的住宅。李品仙盗掘楚王墓披露以后，立即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陈诚和CC派等桂系政敌，均趁机大肆抨击，使李、白感到非常难堪。真是贪污本性难改，李品仙到大别山后，看到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贸易有了发展，市场活跃，进出商货的数量为数不小，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在一次省务会议上，李品仙竟然说：“现在不是省刑罚、薄赋敛的时候”，不久就成立了“立煌企业公司”，大做生意，发国难财。将所有大别山区的土特产如桐油、木、竹、茶、麻、烟叶、牛皮、猪鬃、生漆、茯苓等，概行统制，垄断贸易，民间收藏，视为犯法。这些土特产品大批地运往（有时武装运送）敌占区销售，然后从沦陷去购买大量商品和日用品，如洋纱、布匹、食盐、卷烟、洋酒、化妆品等，运回内地高价销售。1940年下半年，大别山地区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军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安徽人民骂新桂系头目不顾人民死活，大捞“黑心钱”，军中也有人怨愤地说：“我们来抗战，难道是为了掩护你们做生意发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