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被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一分为二：前五年是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后五年则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九·一三”之后的中国社会生活，最主要的矛盾就体现在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上。
    这种斗争发展到1975年，进入了特别关键的一年。毛泽东认为自己还能够很好地把握全局，他在平衡地运用邓小平和江青这样两支不同的力量。用邓小平来整顿全国局势，用江青来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优势。这两支力量也便围绕着毛泽东展开了他们的斗争。
    江青一伙总是借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行动。这一次，他们运用了毛泽东反对经验主义的指示。
    姚文元在1975年3月1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论述道：“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同一天，已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4月4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也重复了同样的声音：“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他们的精神变成了覆盖全国的报刊舆论。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又一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语录，然后论述道：“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在3月及4月两个月中，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造成了新一轮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声势。姚文元还布置新华社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讲：“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为了排除这一思想政治舆论对全国整顿造成的压力，邓小平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做法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毛泽东无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在4月23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他还特别有针对性地发出批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做了严厉批评，指出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他当众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全局在手的从容心态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当邓小平一派和江青一派围着他争论是非、听取裁判时，他觉得事情并不大。江青们是听从他的指挥，冲锋陷阵搞文化大革命的，做事不合规矩，批评他们一下不会影响他们的忠诚。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是自己亲自把他解放出来，一次次提议对他委以重任，他现在一鼓作气地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应该给他一点支持。毛泽东此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邓小平的势头会形成对他的威胁，当然也不曾想到邓小平的“整顿”能够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威胁。
    领袖的裁判是从容的。而对于邓小平、江青等人来说，则是一个再重大不过的事情。
    5月27日及6月3日，邓小平依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都讲了话。关于“反对经验主义”一事，以及江青等人宣扬的“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事，还有在“批林批孔”中又加入“批走后门”一事（这曾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指出，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加上“批走后门”，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不得不做出检讨。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标志着在这一轮斗争中，邓小平获得优势。他便仗恃毛泽东的支持，更有力地展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整顿”。
    在6、7、8三个月中，“全面整顿”的势头推动着全国局势的发展。不仅国民经济发生明显好转，军队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科技、教育、文艺等文化领域也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围绕着影片《创业》的不同评价，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
    影片《创业》公映后，得到了普遍好评，但却受到“四人帮”多方指责，严重压制。《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于7月18日写信申诉，托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对来信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件事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在7、8、9三个月中，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引起全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别样表现之一，就是被“四人帮”后来说成“谣言四起”的社会民间舆论。
    当时，社会流传着有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迟群、谢静宜等人的各种政治上病态、作风上腐化、行为上丑恶的故事。包括江青、迟群、谢静宜等人关系如何不正常；迟群在四届人大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之后，如何精神失常，烧掉两床被子，破口大骂谢静宜（女）；谢静宜又如何跪在迟群面前哀求，等等。总之，有关“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残忍及生活糜烂的丑闻在1975年夏天漫布全国。
    在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统治下，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小道消息与传闻常常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态与潮流。“四人帮”在刮遍全国的“谣言”风中，虽然有敏感的嗅觉，却无从下手。
    在政治上，他们依然要借助毛泽东的声音做出大的行动。在姚文元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发动评《水浒》的运动。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言论，早在1973年底就被姚文元抓住。正是在姚文元等人的推动下，毛泽东意识到，这确实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又一篇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