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他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建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然而，当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他却没有出席这次在今天看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以往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其依据是原一大代表陈潭秋和包惠僧等人的回忆。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能出席一大，因为“那时他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包惠僧也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来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回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张国焘也回忆说：“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
    第二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是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有意见。表面上看，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公务繁忙，实际上是对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一大有意见，所以借口工作离不开，拒绝出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应该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成立大会才对。这是因为：其一，陈独秀在五四前已经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总司令”。五四运动后，他又成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先驱，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袖、“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夏天，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任书记。他还为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而四处奔波、联络。1920年底，陈独秀去广东以后，在广州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也都是陈独秀亲自联系或派人去帮助建立起来的。这样，陈独秀就成为全国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的共同领袖人物。
    其二，1920年底，陈独秀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信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还对中共上海发起组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其三，陈独秀1920年11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翌年2月，他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把党章寄给上海发起组。这说明陈独秀等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有了比较完备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一旦商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会亲自到会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然而，马林不先向陈独秀建议，事后也不征得陈独秀同意，李汉俊就突如其来地叫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陈能没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从建党时以及建党早期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种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一大的不重视应该是陈独秀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正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是1920年11月，他应陈炯明之邀(一说是应孙中山之邀)前往的。陈独秀十分热衷于这一职务。早在1921年5月上旬，包惠僧受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汉俊的委托以上海发起组工作因人力物力缺乏已陷于停顿为由，赴广州催促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当时陈独秀就以正筹办广东大学预科，不能脱身为由，表示不愿回上海。他对包惠僧说：“我暂时不能回上海，我想争取把广东大学预科办起来，正在筹建校舍和筹措经费，我走了恐怕就搞不成了，那就是等于白在这里呆了几个月，所以我不能离开。”一大召开之前，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曾与张国焘联名给陈独秀写信，要他回上海参加并主持中共一大。接到这封信后，陈独秀召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开了一次会。会上，他仍以要筹办广东大学预科为由，表示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包惠僧回忆说，在这次会上，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由此可见，在当时陈独秀的心目中，参加中共一大还比不上他筹办大学预科重要。后来，陈公博去上海参加一大时，陈独秀写了一封致大会代表的信由陈公博带到上海。信中他解释自己不能参加一大的原因是“辞职尚未获准”。其实，这完全是托辞。辞职未获批准可能是事实，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陈独秀没有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事实上，1921年9月，当包惠僧受中共中央之托，再次到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担任总书记职务时，虽然陈独秀向陈炯明辞职仍未获批准，但他还是采取先请假、后辞职的方法与包惠僧回上海了。为何陈独秀对党的成立大会如此不重视？笔者认为，关键一点是他不认为一大是党的成立大会。
    关于党的成立时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普遍认为是1920年建党而非今天我们认为的1921年7月。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讲演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韦尔斯访问时，也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这些早期的党员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5月开始筹建、7月正式建立。
    党的成立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应属两个概念，党成立于哪年是史实，它是客观的，不因人的认识而改变；而今天我们把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这属于政治纪念，纪念的目的在党成立这件事的意义上，时间不准并不影响。既然陈独秀等不认为一大是党的成立大会，自然对其不重视。
    1920年8月陈独秀就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称中心组），该组的成立可以说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为成立时即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名是后来加上的），其范围并非限于上海一个地区，不能因为初期党员限于上海而否认其全国性，广州、武汉、日本、欧洲的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发起组有联系。陈独秀还函告北方的李大钊在北方建党，之后才有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这意味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组织。1999年12月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参加会议的学者一致认为，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共一大前的上海党组织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各地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每个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事实上，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一大前中共已经创立：它有党纲、党刊、宣言，有临时中央（在上海）、支部、外围组织，有了书记、代理书记，有了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太雷）。这样，再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陈独秀心目中不觉得重要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些早期党员也回忆当时对一大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大代表刘仁静1979年2月回忆当年当选代表的情况：“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不奇怪的。”“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罗章龙在回忆中也提到：“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党的成立大会，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这些早期党员、当事人都印证了没有认识到一大重要性这一点。既然  1920年已经建了共产党，1921年再召开成立大会，对该大会不重视也就不足奇怪了。
    从部分一大参加者在会议期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一大也不是很重视。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历来是广大学者争论的焦点，其本人一直坚称自己是一大代表，而一大参加者则多不承认他的代表资格。本非正式代表的包惠僧却能出席一大，难道仅仅是组织审查制度不健全所致？如果大家都重视恐怕不是代表的包惠僧是难以出席这次大会的；再退一步，即使能出席一次两次，也不可能自始至终出席全部会议。关于陈公博、周佛海的表现，张国焘后来回忆说：“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而他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刘仁静回忆道：“周佛海和陈公博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顺便到上海来度蜜月，住在豪华的大旅馆，举止阔绰。周佛海则在开会期间不忘谈恋爱，甚至还带来了桃色纠纷。”一个既开会又蜜月旅游，度蜜月似乎比开会更重要，大会未结束却偕新婚妻子去杭州西湖玩三天，开会的事扔到一边，最后的一次会也是最重要的会议(选举、表决)都未参加；另一个大会期间闹出桃色新闻，他们的表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参加者对一大召开并不很看重。
    最近有人提出陈独秀缺席一大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陈独秀由于领导了新文化运动而声名显赫，成为新文化运动“三圣”之一。新文化运动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宣传共产主义，“五一”劳动节时又上街发传单，遭巡捕的逮捕。由于陈独秀名气大，又宣传“过激主义”，所以他容易被巡捕注意。陈独秀出狱后，被迫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后又接受广东省政府主席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洋军阀政府分庭抗礼，在广东陈独秀的活动有了合法的外衣，不再担心巡捕的骚扰。一旦他离开广东到达上海，那么他就有被巡捕逮捕的可能。后来发生的事实也证明了陈独秀回上海的危险性。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回到上海一个月后，便遭法国巡捕房“以出售《新青年》和‘公然煽动他人’”为由逮捕。后来经过马林的出面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
    以上都只是学者们的推测和分析，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等待以后有新材料的发现，或许它永远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