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山西官场的诸多高官纷纷落马，成为了反腐败成果最大的省份。其中暴露出来的官商勾结之恶，令人触目惊心。
    在史上辉煌的晋商时期，官商间的那些往事也曾让人扼腕叹息。
    晋商鼎盛于明清，驰骋商界达五百年之久，雄踞旧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曾执全国商业、金融界之牛耳。
    晋商的辉煌是从明代开中制的实施开始的，其兴衰均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
    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即垄断运销盐的凭证），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就叫做开中制。晋商藉此获得了河东盐池的大量盐引，迅速聚财，当然也使帝国损失了大量的盐税收入。 
    明代中期之后，开中制变成了折色制——只要交足一定的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能够领取盐引进行贸易。这样一来，大批徽商就获得了介入的资格，晋商独霸盐业的格局被打破了。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许多山西盐商逐步从边商转向内商。就山西而言，盐业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
    于是，晋商从盐业转向多种经营，重点是与北部边境开展多种商品的贸易活动。
    这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史称“北元”，不时侵犯明朝边境地区，明廷自然要强力抗击，明英宗带兵出征蒙古被俘的“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蒙古人与明朝又有贸易的内在需求，双方之间商机巨大。
    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明穆宗时期，蒙古族阿拉坦汗（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约，在边境互立互市，这拉开了明朝与蒙古正常贸易的序幕，也开始了晋商的再次辉煌，促进了蒙汉双方的经济发展。
    山西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的通道。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
    于是，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立马就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顺治皇帝对其“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史称“八大皇商”。  
    这“八大皇商”曾为满清统治者立下过汗马功劳。明末时他们操纵着张家口的贸易活动,并以商为名，暗中为满清输送军需物资和情报。他们在满清最困难的时候，还曾给满清多次提供过大量的粮食。
    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记载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
    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范毓滨。 
范毓滨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120两白银，他只要40两。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人随军运送的粮草，实际上是低价从别处贩上，再高价卖到军队里。尽管每担军粮朝廷只需要付出原来1/3的白银，但山西商人仍能从中渔利不少。
    范毓滨的爷爷，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首范永斗。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范毓宾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滨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范毓宾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
    结交官员是晋商由来已久的传统。咸丰时期，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
    对于官员，晋商更是千方百计结交。比如晚清重臣张之洞发迹前，想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宦官，但苦于囊中羞涩。晋商票号协同庆的老板二话不说就借给他几万两现银。不久张之洞就升任两广总督。而张之洞给予的回报也是相当丰厚，他在赴任后当即指定两广地区的财粮国税全由协同庆一家票号经手解交，使其赚得盆满钵满。
    官场历来视晋商为“可啖之物”。如乾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对商人进行种种盘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强索“门包银”，“家人门包，非八两、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见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使吴运从、运城知县吴兆观串通，在盐池搜刮盐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累累欠产，盐商纷纷告退。
    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囊。
    明清晋商始终靠结交官府，为其衰落也埋下了种子。如晋商志成信票号在庚子事变后，曾将官银运往南方诸省放贷，但资金在运途中遭遇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