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晚，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爆发后，全国哗然，继之轰传节制东北的封疆大吏、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于“事变”之夜，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抱着赵四，搂着朱五，挎着胡蝶等一堆“名女人”，在灯光闪耀的舞池中上下转着圈扑腾不休。就在舆论喧腾，世人对张学良皆曰杀的历史性时刻，广西大学校长，天性耿介狷狂，颇负诗名的马君武闻讯，激于爱国义愤，仿唐代李商隐讽刺北齐后主因宠幸冯淑妃而导致亡国之祸的《北齐》诗二首，借古鉴今，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哀沈阳》。诗曰：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该诗。诗中所说的赵四，乃张学良名义上的秘书赵一荻；朱五乃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供职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膝下排行第五的女公子朱湄筠；胡蝶乃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女主角，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倾国倾城的当红电影“皇后”，也是中国第一位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将中国电影带入世界的“文化大使”。
     马君武抓住“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的私生活以成其诗，向世人道出这一样一个事实，即：“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正在北平情意绵绵地纠缠于三个妩媚女人之间跳舞行乐，那管他三省沦陷，神州陆沉，以及三千万父老乡亲流离失所，埋尸荒野。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一经刊发，顿时洛阳纸贵，国人闻之无不同仇敌忾。因了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也更坐实了张学良作为“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为此，马君武颇为得意，直到6年后抗战爆发之初，马氏还在汉口自诩此诗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祭酒吴梅村痛斥明末卖国汉奸吴三桂的那首著名的《圆圆曲》相媲美，并有胜吴祭酒一筹，永垂史册之慨然。后来的历史也确实部分证明了马君武本人的预见，事隔70余年，能谙熟并顺利背诵此诗者大有人在。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夜，张学良在哪里？赵四、朱五、胡蝶这一堆名女人又在哪里？真的是朱五发狂，胡蝶翩翩吗？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携赵四小姐正在北平某戏院看戏当是事实——尽管细节各有不同（此处涉史料太多，从略）。但朱五与胡蝶并没有在张少帅身边。
    1991年，张学良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部工作人员口述其历史的时候，曾提到了“九一八”事变与马君武的诗，他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又说：“朱五跟我现在的太太(岳南按：指赵一荻，即马诗中的赵四)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这是张学良首次公开向世人宣称他与朱五“没有关系”。
     前一段时间，有一台湾岛人名李敖者，在凤凰卫视“李某有话说”节目中，又谈到起了马君武那首诗，并唾液四溅，信口开河地宣称：“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认的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大家想到没有，她老了以后才否认……在台湾写回忆录的时候，才肯讲出来真话，当年她不肯讲，她觉得我是胡蝶，我是有名的电影明星，我跟张少帅在一起我们跳舞，让你们传说好了，她觉得她是一种享受，这涉及了名女人的心理，可是把张学良就害惨了。”
    著名诗人/作家何三坡对李敖的为人为文曾下过这样一句评语，此老汉乃“文人中的政客，政客中的文人，两头都沾边，两头都无道儿。作为政客，他的出谋划策，皆小夫蛇鼠之智计，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作为文人，观其谲吊辞谈，实乃一无行、无耻、无德之“三无”妄人也！”或曰：“李氏之所作所为所言，皆摆脱不了孤岛一隅之地的狭隘偏僻特色也。”此评价若不能切中要害，亦与李某人之真实面目当相去不远。
    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个不可随意更改涂抹的铁证是，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诗的当日，胡蝶所服务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快速做出了反应，并于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最具影响的报纸《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意谓马君武之作纯属胡言乱语，根本没有此事。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张石川、洪深、夏佩珍、龚稼农、郑小秋等人也纷纷出面助阵，刊登声明，为胡蝶洗刷不白之冤。其中刊载的《胡蝶辟谣》曰：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守则。禁止男女之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事毕回申，忽闻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之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
    最后，胡蝶颇动感情，也颇具浩然之气地表示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逐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紧接其后的是《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曰：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规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当“辟谣启事”刊出后，社会上有许多人士对胡蝶蒙受“不白之冤”表示同情与义愤，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君武对簿公堂。胡蝶终能洞察敌寇之奸恶，企图“侮辱我中华官吏和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之伎俩，“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国难当头，胡蝶以民族大义为念，没有采取自家内乱，火上浇油，令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动。尽管这些明智的抉择不见得全是胡蝶一人所能想得出，并有明星公司诸同事的功劳，但这一切，至少是胡蝶同意和所接受并受国人称道的。就他的姿态而言，哪里如李敖所言有半点得意状，且有“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等等卑鄙龌龊的想法？哪里来的“把张学良害惨了”之恶果。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中本应承担责任的张学良因这首诗而感到冤枉，那么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无故与其绑在一起的胡蝶，使其遭受不明真相者以“红颜祸水”相责与诅骂，而非张学良也。故李敖所言，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1986年，为了回报观众多年来对自己事业的热情关怀，胡蝶请她的英语老师刘慧琴帮忙撰写了回忆录——《胡蝶回忆录》。同年台湾金马奖评奖委员会鉴于胡蝶一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她金马奖，此举使隐遁几十年的胡蝶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在回忆录中，胡蝶提到了马君武诗和令她一生都为之耿耿于怀的跳舞公案。文中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抵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这段记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变之晚，蝴蝶并不在北平。而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包围，盛况空前云云。那么他与张学良在“事变”之夜相拥跳舞，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最后，胡蝶在回忆录中颇为感慨地说：“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尽管这段话字里行间耐人寻味（意在表述外间盛传的她在重庆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一段同居私情），但明确提出了在民族大义上的“不含糊”，这一点，胡蝶自信是做到了的。所以，她颇为自慰地说：对于有些谣言，“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不但当年张、胡跳舞公案得以澄清，张学良与胡蝶终生都未谋面也得到了世人的认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公务到沪，有人欲从中促成与胡蝶谋面，以不枉“翩翩胡蝶正当行”之诗意。张当即正色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颇有意味的是，1964年6月，胡蝶应邀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一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蝶颇为轻松地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回忆录》）张学良与胡蝶这对民国史上最为耀眼的酷男靓女，算是失去了最后一次翩翩起舞的机缘。
    晚年的胡蝶随学有所成的儿子定居加拿大，她生性开朗，闲时经常找人聊天或出外散步，1989年3月23日，胡蝶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中风，4月23日去世。一代影后随风飘逝，唯那灿烂艳丽的翩翩蝶影令人追念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