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兰是苏州一名当红的妓女，拥有省、市两级小姐选美大赛冠军的头衔。这样的明星自然成为大款与高干子弟热捧的对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嫁入豪门，成为富人家的阔太太。但她偏偏死心塌地地爱上一贫如洗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当然会作几首歪诗，但可惜没有发表的机会，不足以养家糊口，更没钱为红兰赎身脱籍。
    有位姓费的老妈子为此不解，问红兰道：“小姐你拥有倾城之貌，还担心没有藏娇金屋？怎么对一个吃完上顿愁下顿的穷书生念念不忘？”红兰答道：“到我们夜总会来潇洒的客人，不是富家的纨绔子弟，便是大腹便便的暴发户，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对我们坐台的小姐怜香惜玉，又怎么会像穷书生那样与我们甘苦相怜，冷暖相知？” 同是天涯沦落人，红兰的回答其实道出了佳人与才子的共同心声！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发生在异乡，最好是秋夜，下着凄楚的小雨，最好是“他乡遇故知”，最妙是才子与佳人的偶遇。此景、此人、此情，这样的环境最容易产生关于人生的感悟。这感悟，涵蕴着身世的沦落之感、情感上的知音情结及未来的飘零之叹。《花月痕》中，杜秋痕叹韦痴珠科场不遇：“痴珠沦落天涯，怪可怜呢？……瞧他那一腔子不合时宜，受尽俗人白眼，怎的与我梧仙遭遇竟如此相同。”如果不是同病相怜，又如何有这般的感同身受？
    身世的沦落之感最容易成为才子与佳人的共同“爱好”，这当然与才子与佳人的个人处境有关。真正的才子是“稀有品种”，他们是读书人，但却不是成天吟诵“之乎者也”的书虫，也不是狂妄自大的“暴走一族”。他们熟读诗书，但不生搬硬套，以一双智慧的眼睛洞察世界；他们嘲风弄月，笑傲青楼，但不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而是怜香惜玉，对女人，充满浪漫与温馨的人文情怀。不过，尽管他们在吟诗作赋上才华过人，却往往不谙八股，故不免蹭蹬科场，名落孙山。即便有那才高八斗的，蟾宫折桂，踏入仕途，但实在不是做官的料。因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愿同流合污，面对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他们奋起而抗争，但冷酷的现实让他们一次次碰壁。
    真正的才子是不能混迹于官场的，因为他的骨头很硬，眼里揉不进沙子，这样的硬骨头自然很难获得皇帝与上级的欢心，以致流放与贬谪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在官场，他们是边缘化的一群，屹立于时代的潮头，却远离政治的中心。但问题是他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甘沉沦下潦，这便使他们对身世沦落之感有切肤的体会，痛之彻骨。
    这样的切身之痛，更是一点不剩地砸在佳人的头上。因为她们不是在绣楼闲坐无聊的大家闺秀，也享受不到小家窄院里小家碧玉的自由自在，她们是沦落风尘、身不由己的妓女，她们没有亲人，没有依靠，其沦落之感较才子更为强烈。
    不过，沦落之感往往有相通之处，这便使才子与佳人心有灵犀，更容易走到一起。对才子来说，无情的现实是横亘在才子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这座大山让他们呼吸困难，更不用说“干云直上”与“吐气扬眉”！此时，唯一的拯救便是“坐绿窗前与诸美人共相眉语”，或者像《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一样，闲坐窗前为爱妻赵敏画眉。而对佳人来说，欢场的世态炎凉让她们体验到精神安慰的可贵，无依无靠的身世更让她们对才子充满人生的渴望。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佳人企盼才子成为她们精神的寄托，人生的知音。
    才子与佳人的情感交遇缘自知音情结，它是维系二者同病相怜的情感纽带。这条纽带一端系着才华互赏，另一端系着用情至深。才子与佳人都是才华卓越的人，是社会的珍品，非凡夫俗子能领会。这样的人群具有高超的鉴赏力，才会对对方的卓异之处大加赞赏，“与我心有戚戚焉”！据说，清代名妓顾眉生，偶然见到著名词人朱彝尊的佳作“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芳心大悦，竟以千金相赠，一时传为美谈。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如果说俞伯牙的琴声只有钟子期能读懂，那么佳人的才华只有在才子眼里才显得熠熠生辉。琵琶女的琴声再悠扬动听，“大珠小珠落玉盘”，但在作商人的丈夫眼里，肯定不如银钱的撞击声来得悦耳。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白居易的赏识，人们也就不会发现那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女人原来是弹得一手好琵琶的钢琴家。
    才子与佳人的情感交遇还在于他们都是性情中人，用情至深。才子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这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决定的，像《浮生六记》中沈复与陈芸的爱情只是特例。但真正的才子又是性情中人，需要情感的寄托，而囿于道德的约束，他们又不能随便对一个正经女人表示好感，更何况正经女人从来都是“养在深闺”，哪里有相识倾情的机会？而生活在青楼的女子，迎来送往，长期肉体的摧残令她们内心充满屈辱与压抑，故而对用情至深的才子，便会有“执手相对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情感喷发。
    一个用情至深的才子往往会赢得佳人真挚的爱情，并焕发出生死与共、誓死以赴的情感力量。
    明代嘉靖年间，京城有个妓女邵金宝，与才子戴纶相好。后来戴纶因连坐所累，被捕入狱，问成死罪。戴纶自认必死，况且家乡有数千里之远，若不死在刀下，少不得要瘐毙狱中。于是，他从行李中取出三千两银子，交付邵金宝道：“我今天下狱，生死未卜。你如果念在我们相好一场的情份上，请将这三千金两银子放好，以供养我临死前的开销。”邵金宝大哭，遂收下这三千两银子。但邵金宝却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她暗暗思量：“如果只把这三千两银子将来供给，有何相干？须要救得他性命出，方才有益。”于是，她先用些银子讨了几个标致的妓女，好让她们将来赚钱。看见有钱的嫖客，便叫妓女尽心侍候，大发其财，并将赚来的钱送给当地有钱有势之人。
    凡是管得着戴纶并审问定罪之人，都将金银财宝买嘱其心，并左右前后狱中之人，要钱财的送与钱财，要酒食的赠以酒食，没有丝毫吝惜之心，只要救得戴纶性命，花再多的钱也愿意。若到审问之时，邵金宝不顾性命，随你怎么鞭挞交下，他也再不走开一步，情愿与戴纶同死同生。一边狱中供给戴纶，再无缺乏；一边用金银买上买下，交通关节。直到十年，方才救得戴纶性命，渐渐减轻罪行，复授官职。邵金宝还剩得有四千多两银子，比十年前还多一千，尽数交与戴纶。邵金宝的所作所为，连戴纶的妻子都自愧不如，这样用情至深的女子，难道不足以让男人倾情相爱吗？
    然而，像邵金宝与戴纶的皆大欢喜毕竟只是少数。多数情况下，拥有至真至纯的爱情并不能阻止他们对未来的飘零之叹。这种感叹，既包含对当下欢娱短暂的留念，更有对前途渺茫的担忧。
    才子与佳人的欢聚永远是短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金钱的压力。对每一个涉足青楼的才子来说，大笔的开销是他们沉重的负担，即便是王公贵族子弟如荥阳生、李甲等都消受不起，更何况那些囊中羞涩的穷书生呢？青楼从来都只是有钱人的欢乐场，根本不可能成为穷人潇洒的免费娱乐场。当金钱难以为继时，鸨母的脸色便晴转多云，多云转阴，最后变成指桑骂槐的开赶，即便是那山盟海誓的鸳鸯，也要被她活生生拆散。
    二是才子的身份使然。每一个有上进心的才子，都会将功名与仕途摆在人生目标的首位，青楼艳遇只是赴京赶考与异地做官的旅途中短暂的休憩。休憩过后，才子们依然会抖擞精神，寻找他们的正业，故而很难在某一个青楼停留，也很难将情感放在某一个妓女的身上。如果难舍难分，才子可以为妓女脱籍从良，但想法虽好，做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妓女从良须向妓院赔偿青春损失费，这笔不菲的开销让众多才子望而却步；其次，到青楼寻欢的才子往往“公务”缠身，而携带一名三陪小姐去公干，不仅有失公家的体面，而且为国法所不容，才子要冒丢官贬职的危险。最后，娶妓回家会辱没祖宗的门面，必然遭到家族的竭力反对，同时，他还要终生背负“不肖子”的骂名，在家族里抬不起头来。娶妓的代价沉重如此，又有哪个才子敢轻易涉足呢？
    对前途的渺茫之感更是时刻萦绕在才子与佳人心头。
    对才子来说，宦海浮沉，荆榛密布，随时都有碰上险礁恶滩的危险。而更不幸的是，才子因为性格的原因，更容易沦为官场的牺牲品，因而他们对前途的渺茫感便体现得非常强烈。历史上的柳宗元、韩愈、苏轼等才子的遭遇，便是明证。而对佳人来说，她们不但要忍受心灵与肉体的折磨，还要担心年老色衰无人理的悲惨下场，因而沦落之感较才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琵琶行》中，白居易由琵琶女的“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联想到了自己被贬的处境，因而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叹。但相较于琵琶女一生的不幸来说，白居易暂时的被贬又算得了什么呢？被贬后还有重用的机会，而对于琵琶女来说，她悲惨的人生，从她沦落风尘时便早已注定，她的遭遇，不更值得我们同情吗？
    不过，既然欢聚是短暂的，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未来是不可触摸的，才子与佳人才更加体会到现实的可贵，才加倍领悟到幸福的真正意义，也才会加倍珍惜现前的一切。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对短暂欢娱的感叹与前途茫茫的恐惧，让他们对“同是天涯沦落人”这句话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感情的煎熬与理性的折磨中获得灵魂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