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燕召世家》称：“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姬奭早在文王时代便开始了政治活动。周文王在位50年，一生矢志灭商事业。早期吸取了太王季历被商杀害的教训，对商的斗争很注重讲究策略，一面接受商纣所赐“西伯"称号，一面积蓄实力。首先与夏人建立的莘国结成政治联姻，使周的势力扩展到渭水以东。对内重视招贤纳士集聚人才。以优厚的礼遇和开明政策吸引了各国的有识之士，如吕尚、伯夷、叔齐、鬻熊、辛甲等先后从周。其中鬻熊就是姬奭向西伯举荐的。鬻熊原为纣臣，封予楚，以敢谏著名当时，“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姬奭仰慕其为人胆识与之结交，延聘至周并向西伯推荐。西伯以公卿礼遇迎奉，后被封于长治(今山西省长治市)。当西伯被纣囚禁时，正是这些智囊人士设计了以财宝美女贿赎的计谋，营救西伯周文王脱难。
    文王进入了自己的领地后，周即走出守势，灭商斗争转入战略进攻。当东部的虞(今山西平陆)，芮(今山西芮城)两国发生纠葛时，依据智囊们的建议，以政治谋略，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使得两国都听命于周了。这是一次战略大胜利，从而开辟了太行山东麓通道，自由驰骋中州了。就在这一年，西伯宣告受命称王，嗣后三年，连续向东扩展，灭戍、密须、黎、崇等商的属国。三年时间，“天下三分而有二”，构成对商的包围形势。文王为便于对商作战，将政治中心东移，迁都于丰邑(今西安沣水西岸)。将周在歧山的周原王畿分封给姬旦与姬奭，作为他们的食邑封地，自此他们便以食邑周、召地名得名周公、召公(邵公)。
    关于召公奭的先世，有人据《尚书。君奭》中“周公曰‘君，告汝朕兄保奭’”的语句及《白虎通·不臣篇》：“召公，文王之子也"等材料，推论召公乃周文王的庶子，周公旦之兄。按《史记·周本记》、《周鲁世家》等篇有关武王分封、周公东征等记载中，论及文王子辈时，都未提及召公。以周、召二人从政活动时间推算年龄，兄弟之说亦难成立。还是以司马迁的《史记》诸篇所记为准好一些。据《诗·大雅·思齐》载“文王有子百人”，使得“文王百子”成为了成语和著名的历史典故。文王是否有百子不可考，但在武王大封建时受封的文王之子也有15人(一说16人)之多。召公以周的支族率先于诸王子得到封召的殊荣，说明其德能与政治影响已得到社会的认同。
    文王灭商壮志未酬，在他死后十一年(一作十三年)才由长子发——武王实现了伐纣大业。这时召公奭已成为周王室的重要成员、充任太保。与吕尚、周公并列三公。《史记》中有两则关于武王灭纣的庆功“修社”典礼的材料，《周鲁世家》载：“(武王)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畔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
   《周本纪》称“伐纣后，明日修社，弟叔振铎奉常车，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召公奭赞采（主持人）、师尚父牵牲……”。
    不过，召公另有两件事特别为后人称道，一个是释放箕子，并重用他；另一件事是修筑比干墓。
    箕子是商的子姓贵族。事纣时，目睹微子及比干因犯颜直谏遭到迫害，“箕子懔，乃徉狂为奴，纣又囚之”。召公随大军攻进朝歌城后，以公卿礼遇到监狱迎奉箕子，将他介绍给了周武王，被周武王封为朝臣，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天下的大法，这就是《尚书洪范》篇的由来。修比干墓、释箕子囚以倡导尊贤悯德社会风尚的姿态，为初建的西周政权，征得了广泛的政治同情。召公此举，显现了政治家的韬略。同时在社会上也赢得了较高的声望，与周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闻天、散宜生、南宫适及文母同被尊为“十贤人”。
    治国良相
    武王即位时已58岁(一作54岁)。其追随文王戎马一生的经历，深知成就大业的艰辛，杀纣亦未必江山易代的道理。商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大国，占领商都，并不意味着周政权已确立，商贵族在东方、北方还有一定势力。因而忧虑忡忡夜不能寐，终致积劳成疾，在灭商的第二年病逝。当时成王尚是不满14岁的少年，这一王位的变故，使新生的西周政权陷入危机和混乱中。尚书《金滕》《大诰》篇叙述了周召吕“三公一体”，处理周初政务的史实。召公奭在国家危难中，表现出正直政治家的忠贞和胆识。当幼主践祚，无力控制复杂的政局时，以拥戴周公摄政的明智抉择稳定大势。不久指责周公篡权的流言四起，管蔡在王室贵族间制造分裂并煽动商贵族武庚籍机叛乱。周公遭馋，处境尴尬，难以挽回危势。慨叹：“天降割(害)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渴望“智贤十人翊赞"爽邦由哲，亦维十人迪知上帝命"。吁请召公等开国元勋支持东征平叛。在关键时刻，召公奭与周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毅然支持周公东征。其时的召公位列三公掌握最高权力机构，又享誉十贤之列，有着牵动朝野的社会影响，国之安危系于一身。召公的支持明显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
    但是，该叛乱的还是叛乱了，周公东征，在出征前“乃告二公．(召公、太公)，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托政于召公。周公东征期间，召公承担了中央王室的全部政务，为周公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参与了东征的军事筹划。曾经亲自到齐国，动员太公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分散对方兵力，确保东征胜利。授权太公吕尚“五侯九伯，汝实征之”， “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东征战争持续多年，第一阶段“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以“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结束。
    史记《周本记》记其事“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旅卣》铭文亦证实其：   “惟公大(太)保伐反尸(夷)年才十又一月庚申，公才盈启，公易(赐)旅贝十朋”。
    东征初战告捷，西周政权危而复安，为了便于对新开发区的统治，周王室拟议将政治中心再度东移。召公积极参与了这一定国方略。营建新都的筹划与勘址就是由召公主持的。据《何尊》铭文，武王克商后就提出过建都于天下中心的设想：“佳武王既克邑商，则延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
    召公在选勘新都址时，充分考虑了武王的遗愿。据《尚书·召诰》载，召公从镐京出发，走了14天到达洛邑，度其势“自雒雒延于伊讷，居阳无门，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之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雒，无远天室”。是一个便于长治久安的战略要地，旋命庶殷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位置。并把勘察规划图和卜兆送周成王批准。新都洛邑的规划：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历时两年建成后，召公再次“相宅"为成王选定宫廨馆署。洛邑从此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对加强西周的统治，东部和北部的开发，新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公摄政七年时，成王己年及弱冠，还政成王的条件已成熟。召公又因势利导，促成了成王即位。事见《尚书·召诰》在周公主持的郊社祭典上，“太保乃以庶邦冢，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
    接着率领庶殷对周公作了长篇讲话。赞扬周公功绩卓著“王未有成命王亦显"，对此，诚恳地表示敬仰“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永年”。为宽慰周公安心致仕，称赞成王“有王虽小，元子哉”“其稽我右人之德"“其有稽谋自天”足可承担国君之任。劝勉周公顺应时机归政，“用顾畏于民磐(自、多言)”。
    实际上这是一次召公主持的和平的政变。
    在召公的敦促下，周公约集百官至新邑举行归政典礼，开始了成王纪年。
《尚书》有《君奭》篇，为周公对召公之诰，引出“周召失和”的公案。对《君奭》诰发布的背景历来有两种解释。
   《史记燕召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践诈，召公疑之，作君奭”。《书序》说“成王即位之初，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辅相成王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尝摄王政，今复在臣位，其意不悦，周公陈已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唐兰先生认为，“周召失和”的原因在于，东征后封赏不均。周公在东征初捷时，主持了周初的第三次大分封，周公之子除伯禽封鲁外，尚有诸子的风、蒋、邗、茅、雕、祭等封。 其余大臣康叔之子封于卫．唐叔之子封于晋。召公曾是发动东征的关键人物功绩昭著，在这次大封赏中却未见萌及子孙。并认为这是造成召公及燕国文献遗佚的一种原因。盖因儒家学者对周召失和有所偏袒。为了称 颂周公，有意删节了有关召公及燕的资料所致，这一说法在史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
    成王在位三十年病笃，此时周公已谢世，太公已告老。开国时的要臣只有召公与毕公健在。《尚书，顾命》记述了成王临终向召公等六位大臣托孤，召公主持了康王即位大典，、率西方诸侯贺谒康王即位。召公继辅康王，直至康王24年时逝世。死后谥赠“召康公”号。
    召公在武、成、康三朝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久居太保位。
    按周代以太师总管军政大权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兼朝廷大臣的首脑。实际上在周公摄政时，周公与太公因主持对东方的军务，王室政务悉托召公。成王即位后，太公告老，周公除继续东征即居丰制礼作乐，并于成王三年故去。召公名为太保，实则兼管了太师之职，原由太师主持的卿事寮事务，也改由太保执掌。中晚期才又恢复由太师主管。周代的卿事寮是与太史主管的太史寮并称的中央官署卿事寮负责辖领“三事四方"即王畿以内的三大政事和四方诸侯事务，其属官为司马、司土司工“三有司”。统揽了国家机器的全部政务。召公主管卿事寮事，散见于文献及金文资料。
   《史记、燕召世家》称：召公与周公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陕字应是郏字之误。周公营建的东都洛邑，以瀍水相隔分东西两区。成周居东由周公统领，周公逝世后，由子君陈继任。瀍水以西为王城，召公的统辖区内包括王城及天子王畿，担负了镇守东都的重责。
   《诗·大雅·江汉》称“文武受命，召伯维翰”。成康时代对诸侯的封赏政令，悉出自召公。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宾尊与宾卣的器和盖，有三篇内容相同的铭文，制器人是召公的僚属，记述成王元年，在成王举行的大祀典礼上，会合四方诸侯，召公与卫、宋、齐、鲁、丰等殷东五国诸侯助祭后，得到等级不同的六份赏赐，召公奉命宣封。
   《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齐侯的命辞也是召公宣布的。
    召公在太保任内，在经历了初期的灭殷、平定三监的动乱后，辅佐成康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是西周历史上最好的一段发展时期，史称“成康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