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赛场升起，到2008年奥运圣火传遍神州大地。在中国奥林匹克道路上，何振梁从一个英姿少年走到耄耋老人，他的人生闪烁着奥运之光，他的历程正是新中国奥运历程缩影，这段历程曲折、艰辛但通向了辉煌。
何振梁的名字永远和奥林匹克连在一起。
申奥前奏
萨翁1984年发出信号
新京报：1990年我们刚举办过亚运会，1991年就申办奥运会，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何振梁：我国的体育组织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正式关系。但是，新中国的体育组织到1979年才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之后，不少朋友认为中国应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84年萨马兰奇出席我们建国35周年的庆典，看到盛大的游行和阅兵。他从天安门城楼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具备那么出色的组织才能，你们应该申办奥运会。”
新京报：当时官方的态度呢？
何振梁：1990年7月，邓小平视察为亚运会新建的体育设施时，他问陪同视察的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的负责人说：“你们对申办奥运会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
我们领导人早就有这种想法了。
回想当年
第一次申奥不能算失败
新京报：实际上1993年没能成功，国内很多人都很沮丧。
何振梁：从1993年的投票结果(与胜出的悉尼只差2票)来看，我们还是很有可能取胜的。但最后没有成功，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我们的国家那时发展程度还没有到必胜的阶段，在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还有需要加强和改进之处。
新京报：那偶然因素是什么？
何振梁：例如，我们有两位委员朋友最后没机会给北京投票。一位是埃及委员，中国的老朋友了，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当时他已经90出头，行动不是很方便，他表示就算坐着轮椅也要去支持北京，但临近投票时医生阻止了他，不让他出国。另外一票是保加利亚的委员，他曾开玩笑说：如果北京最后只拿到两票的话，一票是他的，一票是何振梁的。这说明他的坚定吧。但因为其国内政局变化，护照被吊销了，没办法来投票。还有个别委员被悉尼方面以不能称之为光明磊落的手段拉了过去。此外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不遗余力地干预。在此情况下，我们仍得到近半数的票，难能可贵。所以为什么我从来不说第一次申办是失败。
沉默是金
与雅典竞争道义上不能
新京报：国外有说法说1993年我们申办2000年奥运会，实际上是在为申办2004年奥运会做准备。
何振梁：不是这样的，我们1993年申办就是力争成功，但也做了两手准备。其实2001年第二次申办，我们也同样全力争取成功，但也不敢确保结果。一位资深委员跟我说：“对于国际奥运会的委员，你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的不可预知性。”也就是说，委员的投票取向难以捉摸。往往就是一个小问题影响到委员的投票方向。我们的体会是，只有在理性上支持北京，感性上也向着北京，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票才是“铁票”。
新京报：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三年后接着申办2004年奥运会？
何振梁：原因不止一个。雅典原本希望在1996年奥运百年的时候就能举办奥运会，可惜没有成功，他们接着再申办2004年奥运会。另外南非也在申请举办2004年奥运会，从道义上来讲，我们不能和他们争办。
二度出山
为北京申奥情愿拼老命
新京报：2001年再次提出申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退休了？
何振梁：1994年我就退居二线了。1998年中央决定再次申奥。国家体委领导当时没有考虑我参加奥申委，可能出于好意，认为我那时已经是69岁的人了，但是，举办奥运会是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梦想，我能袖手旁观吗？何况我还在国际奥委会中担任执委，在国际体育界有众多朋友，可以为申奥工作做点事。并且，我每想到人民在1993年申奥未成的沮丧，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所以我主动请缨参加申奥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拼了老命也要为北京申奥出力。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奥运会是怎样的？
何振梁：迄今最理想的是北京奥运会。
新京报：给北京奥运打多少分？
何振梁：我给它打99分。话不能讲得太满，总得有些保留。我要强调的，尤其是人民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志愿者的热情服务是任何一届奥运会无法超越的。这块金牌比其他任何都更重要。
功成身退
我的能力就这么一点
新京报：一辈子和体育打交道，你觉得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
何振梁：从1955年到现在，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他时间我都是在体育战线工作。体育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是体育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尽我所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至于说是由于我的工作使得中国体育怎么样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常常很仰慕、很敬佩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杰出的科技工作者，还有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但是我没有自卑的感觉，我自知能力就这么一点，我尽我所能。
新京报：何老现在还有什么心愿？
何振梁：在我有生之年，打算把我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经历体会写下来，现在还在材料准备的阶段。我还在同时间赛跑。
【陈年旧事】
用何振梁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从事体育工作，是“体育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体育”。1950年大学毕业后到共青团中央工作。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他作为技术干部，又在1952年底调到了当时从事军工生产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1954年底，何振梁被团中央借调前往维也纳，参加国际农村青年大会。在途经西伯利亚回来的火车上，他遇到了时任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副司长张联华，并在火车上相处了一段日子。那时，国家体委刚建立不久，需要大量干部。张联华回国后通过荣高棠上报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贺龙写信给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赵尔陆是贺龙的老部下，没二话，二机部同意放人。
“当时我片面地认为体育大部分时间就是蹦蹦跳跳，没多大政治意义。”何振梁回忆，刚接到调动通知时，他沮丧过一阵子，“那时人们对国家建设的概念就是直接的工业建设，我是在国防工业战线工作，政治意义多重大。”
何振梁最终以“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一切服从组织”说服了自己。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一辈子。1994年何振梁从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但仍从事与体育有关的工作，包括两次参与申奥。经过毕生的工作实践，他体会到体育工作是人民永远需要、社会生活不可缺少、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事业。
【履历】
1929年12月29日出生于江苏无锡，祖籍浙江上虞。
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同年到团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
1952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芬兰举行的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955年到国家体委搞国际联络工作。
1964年起历任中国体操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处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体委司长、中国奥委会执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等职。
1980年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81年10月2日，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八十四届大会上当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1985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同年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1989年当选中国奥委会主席，并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1992年被西班牙卡洛斯国王授予大十字勋章；
1993年被摩纳哥国家元首雷尼埃大公授予圣查理十字勋章，同年荣获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功勋章。
1993年北京申奥团陈述人之一，参加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
2001年北京申奥团陈述人之一，参加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申办成功后，他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野。
2008年5月20日，“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在他的出生地无锡开馆。
2008年8月6日担任北京奥运会北京站第432名火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