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只是纪实文体中的一种，它和其他纪实作品一起，丰富了报告文学创作，但不可能替代报告文学这一具有时代性、现实性、新闻性、社会性、文学性融为一体的文体。其实中国就是最早进行非虚构文体创作的国度，《史记》就是古代最典型的非虚构作品。
　　近日，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报告文学班)在北京开班，来自全国61名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学员，将在这里集中学习两个月时间。这也是鲁迅文学院自2002年开办高级研讨班以来，首次以报告文学为专题。
　　在开学典礼上，鲁迅文学院院长钱小芊说，报告文学素有“文学轻骑兵”之称，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后，就显示了其“关注社会现实、担当社会责任、歌颂光明、揭露黑暗、鞭挞丑恶”的特质，瞿秋白的《俄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就是代表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报告文学更是把握社会脉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钱小芊坦言，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和以视觉媒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强势逼近，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一些作家淡化了对社会生活深刻的观察思考和总体把握。有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各种利诱面前，做起商业文章、娱乐文章，削减了报告文学的社会价值。”钱小芊说。
　　9月18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为学员上了题为《为报告文学正名》的一课。什么是报告文学？何建明自己下了一个定义：用文学的手法，写的新闻报告。有人说，报告文学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何建明鲜明地指出，中国报告文学不仅不会死，而且中国的报告文学与国家的强劲发展一样，呈现着前所未有的景象和蓬勃生机。
　　何建明说：“报告文学依然是每年出版量和阅读量最大的文体，也得到主流社会的最大认可。上一届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中的30部图书中，22部是报告文学作品。而且在影视剧中，由报告文学改编的占三分之一。”
　　对于报告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何建明说：“把一件坏的事情写出来，早已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能否深刻地揭示问题的本质，并提出建设性思考。”
　　前段时间颁布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何建明坦承其中的报告文学奖存在文体混乱的现象：“194部送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文体不符。但在最后一轮中，现实性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仍然占主导，非虚构作品获得可喜的一席之地。”
　　而关于作家阿来的作品《瞻对》“零票”落选引发的舆论争议，何建明解释：“阿来的作品并不是‘零票’进入终评，而是在数轮评选中一直居于高票的情况下，进入评选的最后阶段。当时仍有三人推荐《瞻对》，我是其中之一。但终因‘十进五’时，要求必须三分之二以上票数才能获奖，才忍痛割爱。”
　　何建明认为，应该向《苦难的辉煌》作者金一南和《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等作者致敬。“虽然他们没有获奖，但他们的书发行量达到四五百万和六七百万。他们的作品也属于‘非虚构’，而且是真正受到中国广大读者欢迎，并充分肯定的优秀的作品。”
　　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概念大热，同样作为纪实文体，不禁有人问：“非虚构作品能否替代报告文学？”也有人质疑，《瞻对》是否因为其为非虚构作品，不符合报告文学体例而落选？《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也曾对媒体表示，“报告文学”奖项应改为“非虚构(包括报告文学)”。
　　对此，何建明回答：“‘非虚构’只是纪实文体中的一种，它和其他纪实作品一起，丰富了报告文学创作，但不可能替代报告文学这一具有时代性、现实性、新闻性、社会性、文学性融为一体的文体。其实中国就是最早进行非虚构文体创作的国度，《史记》就是古代最典型的非虚构作品。”
　　何建明说：“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一些概念或名称，不能真正达到促进和发展我国文学的目的，有选择地吸收其精华才是方向。坚持中国自己的报告文学文体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国情，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与素材，这是当代世界任何国家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