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真理必须争  哪惜头颅一掷轻
                                               ――记解放战争时期的农工党员朱静芳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一开春，朱静芳带领二十几名青年在江心洲创办了义务小学五所，她自己担任校长。同时，还组织了成人班、妇女班，利用晚上空闲时间上课，受到民众的欢迎。但是反动组织“三青团”以他们是“赤化教育”“有共产党嫌疑”为借口，强迫他们三日之内离开江心洲，并当晚就派特务守住了大门口，五所小学全部被劫收。七月，朱静芳以《好学生立足不易，好教师更难生存》为题，投稿到《文汇报》，愤怒斥责反动派的行径。九月，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惨遭荼毒的消息一传出，她义愤填膺：欲求真理必须争，哪惜头颅一掷轻！遍野哀鸿君虽逝，苍天拭目会公平。
     转年的2月，在关堃后的家中，经章伯钧、韩卓仔两位的介绍，朱静芳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同时填表的还有关堃后和刘树萱夫妇。他们几乎每星期都聚会在一起，研究发展工作的各项事宜，听取时局进展的消息，活动开展得机密而有朝气。为进一步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及黑暗统治，拟筹办“公论通讯社”。月底，关堃后专程去上海与章伯钧先生面议并受到“孙夫人”宋庆龄的会见，宋庆龄听了他介绍的情况，  高兴地说：“上海有个史大姐（指史良），南京有个朱二姐，好嘛！——以后我到南京时见见。”朱静芳把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到民主革命之中。
    5月1日，朱静芳与在上海龙华机场当总务课长的燕非平结婚，并介绍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夫妻两人共同投身同反动派的斗争。一个月后，随着反动派一次次更疯狂的大搜捕，迫害并暗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4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燕非平意外地赶回家中，神色紧张地告诉朱静芳：经查实，关堃后在为“军统”工作！中共地下党要求尽可能地“策反”他。又担心万一关堃后“受惊”出了问题，全部组织受连累，因为这里整个组织的情况他是全部知道的······不行的话，就准备撤离。
    朱静芳沉思片刻，不同意撤离。记得6月份去关家交党费，见他家里的生活状况似有较大的好转，正巧关堃后不在家，便向他的妻子问道：“老关有工作了？”“在边声通讯社”刘树萱随口回答。“边声不是军统的吗？他在里边搞什么”朱静芳感到一阵惊异，紧紧地叮问着。“只是抄抄写写，唉！这还不全是为了大人孩子的生活······”说着她竟嘤嘤不止地哭起来。“明天上午我来，要关先生在家里等我！”朱静芳甩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关堃后向朱静芳作了解释，还从身上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交给了朱静芳：“请你帮忙通知这两个人，三天之内一定要离开！”他说：“我这事伯老和韩老都知道的。上一次韩老要不是我送，就上不了火车······”
    关于这件事，她是从韩卓仔从上海的来信中知晓的：韩老离宁赴沪是关堃后陪坐小卧车才出了住所去了火车站。发现有特务跟踪，他怕韩老路上出意外，要他暂不要走，趁人们挤乱上车的那一阵，从另一车厢把他带出车站，并且雇了一辆三轮车把韩老送到了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晚上，才又把韩卓仔送上了火车。
    就在燕非平和朱静芳争执着如何开展对关堃后的“策反”工作并安排万一失败必须撤到广州而打点行装的时候，关堃后夫妇俩来到他们家，看着满处的衣物，关堃后露出一丝惊讶：“怎么，为什么要走呀？现在局势这样好，你们不能走。”“有人说，南京组织不纯！”燕非平看了他们夫妇一眼，只讲了一句，便什么也不说了。“如果是这个，”关堃后愣了一下，接着坦然地说：“我可以向上海同志说清楚的，不能影响大家”
    朱静芳盯着关堃后的眼睛叮嘱他：“你要做对革命有利的事啊！如果在里面看到黑名单上有我们人的名字，可要告诉我！”
    鉴于苏联大使馆坚持要关堃后留在“里面”做反间谍搜集情报的工作，关堃后本人是有顾虑的，他在为身家性命担忧，大使馆参赞季莫费夫说：“我们想打入还打入不进去呢！这个关系一定要保持，对革命大有用！”关堃后只是犹豫不决，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朱静芳明白关堃后的心思：他是担心真的有一天不承认他是为革命工作而冒险可怎么办？事已至此，她便担保说：“你既打入敌人心脏，一定要以全力保住我们整个地下组织不出问题。共产党的政策很明确——交枪的还不杀呢！你不要顾虑，因为这是我们组织上派你打入敌人心脏，取得敌人情报，是对革命事业有利，又保证了组织安全，解放后共产党肯定会承认你的功绩的。如果不承认，要杀头先杀我的。”关堃后听了这番话，真的很受感动，竟以为朱静芳就是共产党了。
    到了1949年1月，“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准备着迁逃台湾。关堃后反映：蒋匪将有计划地留下潜伏人员和电台，并预发半年的“应变费”。在组织的策划和布置下，他悉数上缴了全部的银元、金条和十数担大米。事实证明，对他的“策反”工作获得成功。
    与此同时，燕非平在他工作的机场发展了一个小组，并策反敌伪军人及法、澳、葡、伊等使馆的警察、后勤电台台长、报务员等，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又仔细地部署和安排，为解放南京多做贡献。
    时任镇江法院监狱长的贺克武是朱静芳的二舅，趁他到南京的机会，外甥女“道之以情，晓之以理”规劝舅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贺克武早已腻烦了反动派大施淫威的种种做法，而当时最要紧的就是如何释放“政治犯”！朱静芳向自己的舅舅展开一番又一番的心理“攻势”。
    四月初，舅父转来急信邀朱静芳即去镇江，研究如何“释放”在押“犯人”的具体方案——因为高等法院已指示他带上“印信”撤退到上海，他虚以周旋向上司表示坚守镇江不欲离去。
    南京解放在即，朱静芳工作繁忙琐事缠身，一时难以赴约。她代表农工民主党复信给舅父，要他一切按照商议确定的方案“见机行事”。
    结果，贺克武不仅行使了他的“假释权”，将全部“政治犯”一律放完，还写信给“特刑庭”——专审共产党案——庭长、首席检查官，要他早日醒悟，不要与共产党人作对······之后，他又设法将普通刑事的在押犯也全部“假释”。
    贺克武信任朱静芳，相信共产党，他坚持保护了监狱，并亲自坐镇指挥，“监狱的财产一概不许动”！
    1948年4月25日，镇江解放，贺克武首先出来欢迎解放军，并将整个监狱的人员名册、档案材料、军械弹药丝毫无损地做了移交。军管会主任袁仲贤当众对他予以表扬和奖励，并邀他“留下来”任副监狱长。贺克武拿出朱静芳给他的信表示：这是农工民主党交给他的革命任务，是协助解放军接收伪政权。为此，何冰浩市长专拨大米十担表扬和奖掖贺克武的“义举”。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联合签署了中央军委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朱静芳乔装打扮，侦察和了解蒋匪逃兵的溃散方向，及时搜集敌方情报；燕非平则三天三夜不回家，在燕子矶、笆斗山一带搜索逃兵，还搜缴了警察局、伪公所的枪支及大使馆的一部最新式电台。在下关，他用石灰水在马路上写下了一幅最大的欢迎解放军的标语，他们把缴获的一切都交到了解放军总部，声明他们是农工民主党，是协助人民军队做接收工作。
    紧接着，朱静芳报考北京政法大学被录取，四个月后合并到人民大学法律系专修科，毕业后随老领导徐风笑去了中南区基层法院，立下了“到死都不办一件冤案”的誓言。燕非平进“华北大学”接受培训后分往大连，夫妻依依惜别的一刻，两个人同时表示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哪一个先入共产党，就服从哪一个调到一起，不再分开！”他们踌躇满志地迈向各自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