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名相谢安经常召集族中子弟谈天论地，内容多与文学有关。这看上去似乎只是文士雅集，实则不然。有一次，谢安问子侄们《诗经》中哪一句最好，侄子谢玄认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不是谢安心目中的理想答案。在谢安看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的意境深远，才应是从政者追求的“雅”。短短的一番对谈，看似讨论古书，实为以此教育子弟不应以个人情感为先，而应以天下大计为怀。
    中古时期的世家常有谢安式的教育方式，世代相承的道德教化成为他们的文化底色，因而被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赞为“门风优美”。他们并非对家族后代进行刻板说教，而是在谈论学术文艺时蕴道德礼义于其中。除去这种“言传”，更多时候他们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对子弟行为礼仪的培养，以及自身对行为规范的遵守来进行“身教”。重视践行的“身教”与注重学习领悟的“言传”相结合，让家风这一文化基因得以顺利完成代际传承。
    古人对家风的重视，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体认有关。《周易》的《序卦》篇中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先秦时代的古人看来，先确立家内秩序，才能建立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维护家内之礼，才能拥有正常的社会秩序。《礼记·大学》篇中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人不但强调家族社会地位的稳固，也重视良好家风的维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责任。
    据记载，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就是一位注重家庭教育的家长。在家中，包括司马懿在内的几个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司马防不召唤他们，儿子们便不敢随意去见父亲；见面时，如果没有允许他们入座，便不敢坐下；司马防不向儿子们提问，他们也不能随便说话。司马氏父子之间完全按照礼仪相处，秩序井然。这看上去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却是在汉末乱世时对传统礼仪的一种坚守。虽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已经成了当时社会与政坛上屡见不鲜的丑闻，但在司马防家中，仍能保持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这就是家风的影响力——不随时而变，靠治家者的自觉，维护他所认同的价值。
    作为社会的细胞，在整个社会处于恶劣条件下时，家庭承担起了守护价值观的责任；当社会能够良性发展时，家庭也为道德礼义的实践提供了第一个场所，孩童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就在家风的熏陶下，对应遵守的秩序进行体认、模仿与自觉维护，“孔融让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表现。

　　“家规家训”的文本传承

　　家风既然如此重要，家训文本也就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明清，以《孔子家语》《颜氏家训》和《朱子治家格言》为代表的家训作品一直都在流传，为子孙留下文本形式的训诫也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教育继承人如何做好皇帝而编写了《帝范》。就连战败后一病不起的刘备都在遗诏中特别关心了刘禅的教育问题，不但嘱咐他要看什么书，还训导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类书籍能够完整体现家庭教育中的主要思路，不像言传身教那样零散而无体系，同时由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本，故而能够历经岁月而不致出现减损。然而多数家训文本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讲授为主，较之生动活泼的言传身教，未免显得有些格式化、教条化。不过，也有保留了文化趣味的作品，那就是颜之推所作的《颜氏家训》。
    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后期至隋朝，《颜氏家训》也成书于隋。颜之推本人几经丧乱，其自称“三为亡国之人”。他写作《颜氏家训》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孙礼仪、道德与学术、文化，保持其门风、传承其家学，故而书中不仅涉及立身处世之道，而且还对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学、经学、史学与音韵训诂之学等多有介绍，可称一部家教的百科全书。颜氏后人也没有辜负这位煞费苦心创作家训的先祖，他们各以其突出的品德与才学闻名于世，著名者就有唐代的学者颜师古、书法家颜勤礼与颜真卿，其中尤以道德操守与个人才学都令后人景仰的颜真卿为最。
    颜之推自己是当时知名的文人学者，他在写作家训时尽量避免仅仅以教条训诫子孙，而是通过举例来说明道理。比如在《风操》篇中，他对取名拟字的原则发表个人意见的时候，就没有直接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古人为例，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比如西汉时代的文人司马相如因为钦佩战国时代的赵国名臣蔺相如，故而为自己取名“相如”；三国时代的大臣顾雍因为崇拜当时的著名学者蔡邕，也为自己取名为“雍”，这些都是表达了对贤人的崇敬，所谓“见贤思齐”，所以才为自己起了一样的名字。同时，他对一些人囫囵吞枣，将前人的姓和名都编入自己的名字之中表示鄙视，认为这完全是附庸风雅，有违取名的本来原则——比如东汉的许暹字“颜回”，梁朝的庾晏婴。
    取名拟字，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期望，或是取名者的一种道德向往与追求，在讲求典雅的文化家族，这是一种体现品位的行为。颜之推以前人为自己取名的得失，向子孙传达了其中的原则与禁忌，而没有简单以“取名拟字应遵循哪些原则”“起名字时应避免的几个误区”之类的条目来说明，循循善诱，使自己的本意明白地表达出来，又不致过于严肃刻板，其试图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形式让后人体悟优美之门风，可谓用心良苦。
    在《勉学》篇中，讲到学习重要性的时候，颜之推还以距他较近的历史为例，讲了梁朝的贵游子弟们只追求舒适奢靡的个人生活而忽视学习，在太平年景无限风光，到了改朝换代之后，他们就因为并无真才实学而被冷落，反而不如那些凭借个人才学受到任用的平民子弟。
    正因为笔法生动、内容广博、寓理于情，令《颜氏家训》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著名的启蒙教育家王三聘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可谓实至名归。
    像《颜氏家训》这样的家教作品，在古代家训类书籍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家训讲授的是一般的行为规范与社会伦理，《朱子治家格言》就是典型的代表，其表述形式及书中体现的原则与《弟子规》一类启蒙读物大致相同，讲授的多是实用性原则，这也是古代家训类作品的基本特色。家庭作为树立社会秩序的一个单元，更多情况下只是训练基本的行为准则。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具有作为“家学”的文化修养，而社会同时又需要家庭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因而大多数的家训也就只能停留在只讲教条、只教行为规范层次上了。“家训”的大量产生与文化水平的相对平庸，造就了大量家训作品的基本面貌。

　　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

　　成功的教育，需要关注人的心灵成长。无论古今，学校教育多以知识传授为主，对心灵的关注不够，古人家训恰恰能从一个侧面弥补此空白。当然，古人家训虽有树立基本价值观、培养行为规范的作用，但对其功能无限拔高，就未免自欺欺人了。家训中所展示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都是符合其时代的，时代不同，就不能全盘搬用，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另外，因为当今相当一部分人对古代文化不甚了解，如何运用古代的家训进行现代教育也就成了一个难题，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传统的教育理念、行为规范和现代社会进行结合。将传统价值转化为现代教育资源，既需要熟悉古代经典，也需要了解现代教育与现代社会。且不说大多数家长都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就是对专业研究古代家训者来说，也并非易事。在此现状之下，与其盲目让孩子学习古代家训，不如借鉴近代成功经验。
    著名翻译家、文学研究家傅雷的教育实践，正是融合了传统价值与现代精神的典范。傅雷夫妇写给孩子们的《傅雷家书》，既包含了传统的情怀，又体现了现代价值观。在与孩子们交流时，傅雷夫妇将亲人、朋友、人生指路人的角色集于一身，不摆架子，不扮演全知全能的裁断者，敢于在信中对孩子承认过错。平等的态度，温情而不失理性的交流方式，正符合现代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
    同时，我们对“家训”的重视不能只停留在“背诵”的层面，更要切实践行——古人家风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长辈与子孙的身体力行，而不是背诵“家训”。
    树立良好家风，也需要整个社会对正确价值观进行清醒而恒久的追求。今日之社会价值，正是明日家训之准则；今日之家风优劣，正是昨日社会之体现。唯有社会秩序正常，社会价值观合理，才能影响每一个家庭，保持家风之优美。
    从另一个层面讲，家训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与当时的社会交流方式密切相关。当时公共性的交流与互动非常有限，价值观的传递往往依靠家庭教育；现代社会以公共教育为主，社会交流的渠道远胜于前，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互相影响、互相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道德养成模式。我们对此应该充分重视，强调同辈教育，使其成为弥补学校教育不足的重要模式，而不应抱残守缺，只强调家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