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一个答案是——德意志。德国统一，并迅速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黎塞留时代开启了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进程：三百年来，欧洲边缘地区的强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一直在对中欧施加压力。德国四分五裂，遭到蹂躏。如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向外扩展，欧洲乃至世界应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
　　世界难以容纳一个令人生畏的德国，他们结成同盟，围堵德国。德国位于欧陆心脏地带，似乎永远不能避免“两线作战”的噩梦。这一难解之题，直到1945年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会师易北河时，才真正告一段落。换言之，欧洲中部再次陷入边缘地区的强国的手中。
　　德国若想保护自己，不让东西两方面的邻国威胁自己，便会选择各个击破的战略。反过来促使各国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德国。
　　这一张力，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德国崛起的后果
　　对于法兰西而言，普法战争的惨败是刻骨铭心之痛。法国始终不能释怀，这一箭之仇迟早要报！阿尔萨斯与洛林就是“仇恨”的焦点。但是，很快法国人就意识到，法兰西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此画下休止符，这使得怨恨的情绪就又掺杂了恐惧。
　　法国永远地失去了一流国家的地位。这种挫折感升华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人一心一意要收复阿尔萨斯与洛林。实际上，就世界大势而言，收复失地顶多给法国人带来心理上的安慰。
　　现在，法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对付不了德国，急需一个可靠的大国成为盟友。同时，法国的敌意，限制了德国外交的弹性。
　　欧洲大陆上另一对矛盾是奥匈帝国与俄罗斯。他们不可调和的起因同样来自“德国统一”，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便请奥地利大使向奥皇转达一项惊人的提议：“建议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奥地利将其重心由维也纳迁至布达佩斯”。这位大使认为“此议荒谬之极”，他在回报维也纳时称“俾斯麦的神经有问题”。
　　然而，德国以普鲁士为核心的统一，使得奥地利别无选择，只能依俾斯麦的建议行事。布达佩斯成为奥匈帝国第二个首都，与维也纳平分秋色甚至偶尔凌驾其上。被排除于德意志之外的奥匈帝国只好把目光投向东南方的巴尔干。就地缘政治而言，奥匈帝国向巴尔干的扩张理所当然，但这个政策便会与俄国起冲突。
　　德国人才不在乎巴尔干，但是，俾斯麦很重视奥匈帝国。如果奥匈帝国崩溃，届时“说德语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很可能想回到德意志，这势必威胁到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此外，奥匈帝国是德国在欧洲唯一可信赖的盟友。
　　俾斯麦曾说：“在五个人的竞赛中，最理想的当然是站在占多数的三个人那一边。但在英、法、俄、奥、德五国中，法国对德国敌意甚深，英国光荣孤立；德国想要组成三人多数就须同时与奥、俄结盟。”这样，如何维系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友善平衡，是俾斯麦外交的核心，也是一件很见功力的难事。
　　俾斯麦的外交杂技
　　俾斯麦的目标是孤立法国，不让法国之外的大国有形成“反德联盟”的可能。他公开宣称德国统一后已“饱和”，不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保证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趣。对于英国，俾斯麦表示德国“退出殖民地竞争”。不过，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德国还是占了几块殖民地。此外，俾斯麦的全部力量都放在了“同时与奥地利、俄罗斯结盟”这件乍看之下不太可能的事情上。
　　1873年，他真的组成了第一个所谓的“三皇同盟”。这个联盟也标榜三个保守王朝的团结，目的是“合作镇压各国的颠覆倾向”。但是，这个准军事同盟仅把“共同打击政治激进分子”当作目标，这不足以让三国真正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大家对镇压国内反对派颇有自信，用不着求助别人。
　　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尤其是他们对瓦解中的土耳其在巴尔干的领土垂涎三尺。这令俾斯麦寝食难安。
　　1882年，俾斯麦将他的结盟罗网更加扩大，说服了意大利加入德奥二国同盟形成德奥意三国同盟。意大利希望强大的德国帮助他压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奥匈帝国则希望多一层保障以防三皇同盟无法约束俄国。三国同盟规定，德国帮助意大利对抗法国，意大利保证在奥匈与俄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就此，俾斯麦的外交形成了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同盟，有相互重叠也有相互竞争，保证了德国的外交弹性。
　　为减少这个复杂的体系可能遭遇的挑战，俾斯麦竭尽所能地满足法国除阿尔萨斯与洛林外在各处的野心，鼓励法国扩大殖民地与英国对立。但是，如此叠床架屋的外交体系，势必造成相互猜忌，使得各国的弹性空间在民意的推动下不断缩小。
　　“奋发有为”的威廉二世
　　1888年，威廉二世继承了皇位。这位天生有一只手臂畸形的君主很快就罢黜了功高震主的俾斯麦。开启了“奋发有为”的外交路线。他推行了新的“全球政策”，却从未深究这个全球政策的定义为何，与德国的国家利益又有何关系。
　　丘吉尔曾传神地讽刺这位皇帝：“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得嘎嘎作响。他只想有拿破仑的威风，不想像拿破仑一样上战场。他绝对是输人不输阵。”的确，新的德国君主渴望国际社会承认德国的地位和实力，他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反使欧洲其他各国均感到绝对不安全。基辛格认为，德国政治家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赤裸裸的实力，乃因为跟其他民族国家比起来，德国缺乏团结全国上下的思想架构。形成西欧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各种理想，没有一种见于俾斯麦擘画下的德国，没有英国所强调的传统自由，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全民自由，甚至看不到奥地利主张天下一家的善意帝国主义思想。缺少思想基础是德国外交政策漫无目标的罪魁祸首。德国仿佛已耗尽太多力量投入国家的统一，以致无暇思考建国的目标何在。
　　在俾斯麦的时代，德国的战略态势还十分优越。世界主要矛盾与德国无关。数百年来，英国与法国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以至于1898年时英法几乎为埃及开战。同时，贯穿19世纪的英俄矛盾，使得英国一直在寻找对抗俄罗斯的盟友，先试着找过德国，最后是找到日本。谁能想到英、法、俄有一天会站在同一阵线上？
　　让我们看看威廉二世的愚蠢。1890年，他废掉了“三皇同盟”，给了俄国人一个极其错误的信号。同时，这就把“俾斯麦交错的结盟体系中，最要紧的主轴拆了。”此决策大概出于三个动机：一是希望让德国的政策尽可能的“简单与透明”——新任首相卡普列威一度承认，他缺少俾斯麦可同时在空中玩八个球的能耐；二是想要向奥地利保证德奥同盟是德国的第一要务；三是他们宁愿与英国结盟。但是，这造成俄国人的焦虑，直接促成了法国与俄国的结盟。
　　德国原算计法俄绝不可能联手，因为俄国在德法冲突中毫无好处，法国对巴尔干更无兴趣。事实证明，一旦德国义无反顾地承诺与奥地利同一阵线，不论法俄的目标多么不相同，两国即有必须结合在一起的现实需要。
　　德国人在抛弃了俄罗斯之后，希望与英国“联姻”，因为，英国同时与法国、俄国有很多矛盾，但是威廉忘记了英国的“光荣孤立”——150年来英国一直拒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换言之，英国人有意向德国表示友好，但无意结盟。这就好比一个不婚主义者愿意与你暧昧、恋爱，但绝不结婚。德国这位莽撞的男青年一错再错，愣是把向心上人展现实力，演变成真正的挑战。德国公海舰队的日渐强大威胁到英国海上的霸主地位，使得英国彻底成为德国的敌人。英国人开始寻求与法国、俄国的和解，渐次平息了彼此间的殖民地争议。
　　1907年英、法、俄军事集团正式形成。至此，欧洲只剩下两股势力：三国协约及德奥的同盟，德国人终于作茧自缚。
　　巨人们在玩“胆小鬼”游戏
　　当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大国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后，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在争议地区，大国支持好斗的、不负责任的小国频频挑衅，更可怕的是，大国甘心被这些小国牵着鼻子走，唯恐其不如意就会转换阵营。
　　每个问题都被转变成是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每次矛盾距离摊牌就更加接近一分。大国之间玩起美国俚语中的“胆小鬼”游戏，像两个驾车撞向对方的死对头，都希望对方会在最后一刻转向，而自己的胆量能胜过对方。由于每次冲撞都得以及时避免，使各国对这游戏的安全性渐生信心，而忘了只要有一次失败，其后果便不堪设想。
　　双方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与此同时，军事组织手段的提高，让冲突的“必要性”增加，并造成危机解决时间的缩短。在新的技术手段面前，晚一天动员，优势就少一分。因此，全体盟国必须同时动员成为欧洲各国领袖的第一要务，重大的外交活动全以此为重心。结盟的目的不再是保证在开战后能获得支援，而是保证各盟国能与敌国同样快速的动员，甚至于比敌国快一步。若有一方先停手，另一方却继续，则优劣的差距将以小时计算。就算双方有意同时休兵，技术上根本就难以实现。
　　各国所制定的军事计划更是单纯从制胜出发，忘记了克劳塞维茨的忠告“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他们把击倒对手看成全部。比如，施里芬计划过境比利时的做法，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若比利时遭到占领，英国一定会参战，但德皇与德军参谋人员似乎完全没想到这一点。在批准施里芬计划后，德国不断向英国提议，希望获得英国首肯，在欧陆发生战争时能给予支持，至少是保持中立。这一切努力在德军借道比利时之下都等于白费了。并且，英国一旦参战就一定会奋战到底，即使法国被打败也一样。
　　现在，每一个危机都可能升级为战争，既决定动员，每一次战争都必然会走向全面化。无论引起战争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只要打仗就一定是全面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一次偶然的刺杀竟能转化为世界大战。
　　1913年，德国人一次漫无目的的行动，让俄罗斯忍无可忍。德国竟答应帮助重组土耳其军队，并派德国将领任君士坦丁堡指挥官。威廉二世还大张旗鼓地为军事训练团送行，并表示希望“德国国旗不久即将飘扬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要塞上”。对俄罗斯一百年来求之不可得的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德国居然有意插手，对俄国而言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威廉二世的表兄弟尼古拉二世恨恨告诉英国大使：“德国正着眼于君士坦丁堡取得之地位，足以使其将俄罗斯封闭于黑海之内。若其企图执行此政策，则朕势必不惜一切抵抗之，即便唯有战争一途，亦在所不惜。”在开战前半年左右，他又对他的首相表示：“普俄关系已死！我们已成敌人！”
　　1914年8月，当战争成为现实时，似乎谁也没想起俾斯麦那句意味深长的忠告：“终战时无法如开战时一般理直气壮的领袖们将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