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周瑜的人品，是否真的是“两小无良”？既然是罗贯中这样写，那么破解谜团，就从他的《三国演义》入手好了。“演义”这个词，早在三国之前的东汉就已经出现，那时候是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发挥。至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最初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意思是对陈寿《三国志》的通俗化推广。
　　陈寿是西晋的史学家，早年在蜀汉当官。蜀汉灭亡，他下岗在家待业。后来再度上岗，到西晋王朝的京城洛阳，担任撰写史书的史官。西晋统一天下，他开始撰写三国历史，完成《三国志》六十五卷。这本书优点很多，因而流传至今，列入正史“二十四史”，成为研究三国的首选史书。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成，不适合广大普通读者阅读。到了千年之后的元代末期，罗贯中使用当时的白话来改写。因为属于通俗化的推广，所以取名《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在韩国和日本，直接就叫《三国志》。
　　既然罗贯中的书，号称是在对陈寿《三国志》进行通俗化的推广，那么要破解周瑜的人品究竟如何的谜团，直接去查《三国志》不就行了吗？好，彻查《三国志》，从头查到尾，得到如下两点结果：一、周瑜人品“两小无良”的具体情节，包括心眼小，容不下孔明；气量小，“三气周瑜”，他被活活气死；还有无良心，恩将仇报，孔明帮他草船借箭、七星坛借东风，他却派人杀孔明等等，这些在《三国志》中，全都没有记载。二、周瑜的死因，《周瑜传》中明确记载是在出差途中“病卒”。《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所记周瑜临终前给孙权的报告，也说是“道遇暴疾”，即途中突发急病。所以他的死与诸葛亮没有任何关系。
　　再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与三国历史相关的所有现存其他史书，如范晔的《后汉书》、袁宏的《后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许嵩的《建康实录》等等，依然是同样的结果。
　　查证的结果很清楚：《三国演义》中与周瑜人品心眼小、气量小、无良心等相关的情节描写，在传世的正规史书中，全都没有记载，纯属虚构，不可当真。既然纯属虚构，那么周瑜的人品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依然还是从《三国志》来考察。陈寿《三国志》笔下的周瑜的人品，归纳起来是三个“大”：大方，大义，大度，可以称为“三大天王”。
　　先看第一个大，大方。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人氏，当时的舒县，在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关于周瑜的籍贯，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在舒城县，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史明确记载，东汉的庐江郡之下，只有舒县，而没有舒城县；舒城县最早出现，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即公元735年，已经是周瑜去世五百多年之后才发生的事了。
　　《周瑜传》中记载，他出身高官名门，家中极为富有，年轻时又“长壮有姿貌”，即身高体壮，外貌英俊。总之，他是典型的“高高富帅”一个，比现今大家说的“高富帅”，还多了一个高，高官名门的高。
　　但是，当时这位高高富帅，在平时干些什么事儿呢？他并没有胡作非为到处干荒唐事，而是认认真真在干正经事。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虚岁才十六的周瑜，前往北面不远的寿县(今安徽省寿县)，去拜访一位叫孙策的非凡人物。不料这一去，就与孙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策，字伯符，吴郡富春县(今浙江省富阳市)人氏，是孙权的大哥。当时他父亲孙坚，因为在中原讨伐董卓，就将家眷带到接近前方的寿县。周瑜与孙策一见面，彼此就觉得十分投缘。一是志趣相投，都有远大抱负；二是话语相投，双方都十六岁，孙策只大一个月，于是二人结为生死之交。在这里插一句，当时人们计算年龄，都是按照虚岁，而不是实岁来算，史书里面都是这样。
　　五年之后的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孙策二十一岁，父亲已经去世，他决心从江北打回老家江东，自创一番事业。他所经过的历阳县乌江渡，是长江的重要渡口，据说当初楚霸王项羽就在此处自刎。现今孙策要从这儿打过江东去创业，他能成功吗？
　　老实说，事情很悬。因为江东地域广大，而他力量很小。江东，也就是当时扬州的江南部分，有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四郡，共计六十四县，大体相当于现今江苏和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再加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全部，在册人口多达三百四十多万。而他才有一千多步兵，几十名骑兵，要吞下这么大一块地盘，你说悬不悬？
　　但是，他从乌江渡口上船时，队伍却陡然变成五六千人马，什么原因呢？原来，早已得到孙策通报的周瑜，千方百计筹措巨资，在此招募军队打造船只，预先做好准备，单等孙大哥的到来。《孙策传》说孙策最初“兵才千余，骑数十匹。比至历阳，众五六千”。从一千多猛增到五六千，这多出来的四五千，正是周瑜无偿奉献给孙策的超级大礼包。孙策也正是凭借这支兵马横扫江东，打下了孙吴的基业。你说周瑜大方不大方？
　　后世有人认为，周瑜的伯父周尚，在丹阳郡当太守，当时周瑜曾到丹阳郡探亲，所以这批军队，不是他自己招募来的，而是从周尚的郡政府带过来的，完全是借花献佛。这一说法，是因为不熟悉当时丹阳郡的地理和政局而产生的误解。周尚当过丹阳郡太守，的确是事实。但是，扬州的丹阳郡，位于长江南岸，正是孙策打过江东时，最先要登陆的地方。更为关键的是，孙策渡江之时，丹阳郡的沿江一线，早就已经被东汉朝廷委任的扬州刺史刘繇占据，并且严密封锁了南岸的沿江渡口，目的是要阻止袁术的势力打过江南。而当时还属于袁术部下的孙策，正是刘繇防备的主要对象；孙策渡江之后，首先攻击的敌对目标也正是刘繇。所以刘繇预先就把手下的两个得力下属——吴景、孙贲强行驱逐出境，因为吴景是孙策的舅舅，孙贲是孙策的堂兄。在这种情况下，刘繇会允许周瑜从自己手中的丹阳郡，随便带走一大批军队，而且顺利通过自己的封锁线，前往北岸去资助自己的死对头孙策吗？只要去看一下《三国志》中《吴书》的相关传记，再翻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明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再说第二个大，大义。大义是伦理道德上的重要道理和基本原则。当时儒家思想盛行，最看重的是君臣大义。那么周瑜深明君臣大义吗？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四月初，孙策被仇家刺杀，年仅二十六岁。他十九岁的二弟孙权匆忙接了班。突发巨变，使得江东的政局顿时严峻起来。
　　在外部趁火打劫的，有西面上游的军事小强人黄祖。黄祖与孙家是世仇，孙坚九年前就死在他部下之手。黄祖一听孙策丢了命，马上顺流而下，进攻对方的边境重镇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
　　在内部动手作对的，还有山越。当时丹阳、会稽、豫章三郡的交界，也就是现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山区，有大量被称为“山越”的山民。孙策曾严厉镇压山越，他一死，山越马上加强了武装反抗，成为孙氏政权的心腹之患。
　　内外形势严峻，仓促上台的接班人又太年轻，孙吴的政局就开始波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中就说：“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这一段话，以往多次有人提及，但是多半都没有解释到位。此处的“天下英豪”“宾旅寄寓之士”，都不是泛指，而是各自有特定的含义。孙吴的统治基础，主要由三大力量组成，即孙氏宗族、从江北前来投奔的士大夫以及江东的土著大家族。此处的天下英豪，是指江东本地土著家族的英雄豪杰，他们分布在扬州江南各郡；而宾旅寄寓之士，则是指此前从江北投奔过来的人。这两大类人物，都在观望政局的安危，以便决定去留，动摇不定，没有同孙权形成稳固的君臣关系。这“未有君臣之固”一句，可谓完全点中了当时政局的要害。
　　危急时刻，幸好有人站出来，起了关键性的维稳作用，他就是周瑜。
　　孙策突然死亡时，周瑜还远在庐陵郡的巴丘县(今江西省峡江县)，镇守西部边境。当他点起精兵，风尘仆仆赶回政治中心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时候，正是政局动荡的紧急关头。周瑜一到，立即采取了行动。什么行动呢？《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记载：“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说是孙权刚刚继承权位，身份上只是将军称号，所以手下的将领和宾客，对他的礼节还很简略随便；唯独周瑜带头向孙权尽心尊敬，履行臣僚的谦卑礼节，比如见面要行跪拜大礼，孙权在座时要肃立两旁，等等。
　　周瑜此举，实在是当时维护稳定的有力措施。你想，为何人心会浮动？因为孙权这根主心骨没有立起来。怎样立起来？先就要树立他的君主权威。怎样树立权威？关键是要使臣僚充分尊敬他。怎样尊敬他？必须在朝堂之上建立起严格的君臣尊卑礼仪秩序，不能自由散漫，目无君主。那么由谁来带头最好？自然非周瑜莫属：功劳最大，当初孙策创业，主要兵力就是由他提供；威信最高，是首席将领，战功卓著；实力最强，此番随身就带回一支精锐兵马，作为稳定政权局势的坚强后盾；身份关系最特殊，十年前就与孙策亲如兄弟，孙权的母亲将他当作亲生儿子，小他七岁的孙权也将他视为兄长。
　　周瑜这样毕恭毕敬一带头，孙吴朝堂之上，那种君不君臣不臣、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很快消失干净。孙权高坐在上，威严庄重，发号施令，像模像样地当起君主来。抵抗黄祖，解决山越，一切有序进行。主心骨立起来了，人心安定了，危机也就自然消除了。这算不算周瑜深明大义的证据？当然算。
　　最后说第三个大，大度。周瑜的性格度量，《周瑜传》也有记载：“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唯与程普不睦。”性格度量恢宏开朗，大体上说很得人心，只是与程普关系不和睦。《三国演义》把周瑜描绘成心眼很小，难以与人相处，就是从他与程普关系不好这一句生发出来的。那么他与程普关系不好，又是为何呢？
　　孙吴的将领群体，按年资分为三期：孙坚时加入的，可以称为黄埔一期，孙策时加入的是二期，孙权时加入的是三期。周瑜是二期的佼佼者，而程普则是一期的老资格。关于两人的矛盾，《孙皎传》中也有档案：“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赤壁大战，孙权出兵三万，分为左、右部分，任命周瑜、程普分别担任主将；虽然全军的指挥权属于周瑜，但是程普认为自己资格比周瑜老，职务又是平级，就与周瑜闹矛盾，闹意气，差点坏了国家抗御强敌的大事，造成严重后果。
　　周瑜又是如何对待程普的呢？《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说：“普颇以年长，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程普仗恃年纪大，多次欺辱周瑜；周瑜总是放下身段容忍对方，始终不与之计较。程普后来认识到自己不对，对周瑜敬重佩服之至，告诉别人说：“我与周公瑾交往呀，就好像饮用醇厚的醪糟酒，不知不觉自己就被他感化醉倒了！”那时候，还没有经过蒸馏的高度数白酒，人们饮用的是米酒。米酒连带米糟，叫做“醪”，又称“浊酒”，酒味更醇厚。去除了米糟，则称清酒。
　　将上面的档案对照起来看，就真相大白了。原来周瑜和程普不和睦，只是出现在赤壁大战的短时间内，后来就完全化解了。而且起因在程普，与周瑜无关。周瑜气量大，始终不计较，结果不仅使程普惭愧佩服，更重要的是顾全了赤壁之战的大局。
　　史书中周瑜真实的人品，是大方、大义和大度。陈寿笔下的“陈三点”，与罗贯中“两小无良”的“罗三点”，显然有天渊之别。问题就来了，罗贯中为何要把周瑜的人品，写成与真实情况绝然不同的模样呢？
　　谜团也要从陈寿《三国志》开始破解。这部书为纪传体正史，是以皇帝的本纪，即正统皇朝的编年大事为经线，人物的列传为纬线，编织起历史的全貌。但是三国分立，大家都称皇帝，选取哪家做本纪，也就是作为正统呢？两个原因使陈寿必须选曹魏。一是事理。曹魏最先称帝，而且皇冠直接从东汉献帝手中得来，用古玩收藏家的话来说，属于传承有自。二是处境。陈寿的书写于西晋，而西晋的皇冠又从曹魏得来；不以曹魏为正统，就是不以西晋为正统。果真如此，陈寿不仅书写不成，小命都可能不保。于是，本纪就放在记载曹魏历史的《魏书》中，比如《武帝纪》《文帝纪》等；而记载其他两国历史的《蜀书》和《吴书》中，其君主则被当作割据的诸侯来对待，君主编年大事被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
　　陈寿此举，后来引起“尊刘抑曹”人士的抵制。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就都改以蜀汉为正统来写三国历史。东晋和南宋，都是中原汉族王朝灭亡之后，偏安江南的小王朝，处境与蜀汉类似，所以会有如此反应。习凿齿的影响小，儒学泰斗朱熹的影响却很大。《三国演义》恰好产生于朱熹之后不久的元末明初，所以有浓厚的“尊刘抑曹”倾向，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而清代初年，毛宗岗全面整理《三国演义》，又在朱熹《通鉴纲目》的影响之下，再度加重了这方面的倾向。比如开篇第一回，就是美化蜀汉君臣的“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全书的正面形象中，君主群体的第一主角是刘备，文臣群体的第一主角是诸葛亮，武将群体的第一主角是关羽；另外，蜀汉的人物，在全书中占据的文字分量也很大。
　　要“尊刘”，就必须大力增添蜀汉人物的光辉，特别是孔明的光辉。孔明出山第二年，就碰上赤壁大战，这正是增添他光辉的大好机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陪衬法，挑选著名的精英来陪衬。陪衬者的人品和人才，处处都比他差一大截，处处都不是他的对手，孔明不就大放光芒了吗？不幸被选中的著名精英，第一位就是周瑜，另外还有鲁肃。于是，“陈三点”就变成了“罗三点”。
　　周瑜和鲁肃，两人还各有分工。在人品方面做陪衬的活儿，主要安排周瑜去干，心眼小，气量小，再加无良心，不是两小无猜，而是成了“两小无良”。在人才方面做陪衬的任务，则主要安排鲁肃去干。历史上真正的鲁肃，其实是一位志向远大、善于策划的大能人。孙吴的发展规划，或者说孙吴版的“隆中对”，就出自他之手，这在《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当中，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在《三国演义》中，他却是一个迂腐得有点呆傻的人，就像一个没有智商的玩具木偶，被孔明支配得团团转，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陪衬法之外，还有另外的手段来为孔明增添光辉，比如无中生有法、移花接木法，等等。
　　你会问，这样一来，周瑜的人品就严重失真了，罗贯中能这样做吗？回答是：能。因为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前，民间文艺作品已经在这样做了。比如元代《三国志平话》就说，赤壁之战时，孙权任命周瑜去抗击曹操，周瑜舍不得自己的娇妻小乔，不想上任去为国家效力，亏得诸葛亮来劝他，给他做思想工作，说要是不去，曹操打过江东，定会把你的宝贝娇妻抢了去，周瑜这才赶紧上了前线。又如元代杂剧中，就有《七星坛诸葛祭风》《诸葛亮赤壁鏖兵》《诸葛亮火烧战船》的剧目。只要吸收类似的民间素材，再经过自己的深加工，“两小无良”的“罗三点”就可以新鲜出炉了。
　　由此可见，罗贯中对陈寿的《三国志》，并非完全如他原来书名所标示的那样，是对于原著的通俗性推广，而是有重大的改写。一是主题倾向，从“尊曹”变成“尊刘”；二是内容成分，加入了大量的虚构和移植。作为文学范畴内的小说，书中这种做法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把它作为艺术作品来尽情欣赏，也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正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无中生有和移花接木，所以它已经不再是正规的史书了，也就不能当作完全真实可信的历史来加以引用、阐述和借鉴。换句话说，罗贯中打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把这本书作为史书来写，而后世的我们，要是把它当作史书来看，不是一个大误区吗？打个比方来说，这有点像是艺术品收藏中，后代高级仿品与当时文物真品的区别。青花瓷的后代高级仿品，古雅漂亮，赏心悦目，放在家中作为艺术品欣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哪天认了真，拿去找专家鉴宝，硬要说它是当年的官窑真品，就不合适了。
　　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屈原的《怀沙》中有“怀瑾握瑜”的诗句。古人以美玉比喻美好的品德，孔子就说：“君子比德于玉。”周郎完美的品德，正如他的名字，闪耀着美玉一般亮丽的光辉，完全可以给他一个最佳品德的金奖。
　　三国是典型的竞争时代。当时究竟靠什么竞争？答案是靠才能，也要靠品德。人品高下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从周瑜深明君臣大义，从而稳定孙吴政局，大度对待程普，从而取得赤壁的完胜中，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但是，才能容易外露，品德却比较隐蔽，如果不留心观察，往往会将三国说成是一个完全依仗才干，尔虞我诈，欺弱凌小，毫无正能量可取的阴暗时代。今天开宗明义讲周瑜的人品，就是想强调：品德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的例证，对于现今正在各种场合参与竞争的人来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这正是：
　　竞争不仅凭才干，美玉周郎有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