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观之，亦可谓赫赫经济大国。以下数据屡见现在网络报端：宋朝经济最顶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世界财富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这些数据，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学界公认。如果上述经济总量记录属实，哪怕是一半属实，那么这个中原国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而关于中国的东京（开封）曾是世界最大城市这一说，邻国日本倒是提供了考证。日本首都原为京都，江户时代迁都江户，并将江户更名为“东京”，这或可归纳为艳羡宋都的“东京情结”，此情结亦可佐证中国开封相当于中世纪“世界都城”。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东京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查验历史资料，这幅画卷还真不是画家张择端凭想象力而粉墨的，它基本上是“写实之作”。虽然当时北宋之中国已近末世（徽宗统治期），但夕阳亦显无限好。《清明上河图》是宋中国经济成就骄人的绝唱，北宋几乎造就了中国世俗社会的“终极盛世”。
    世界对华夏艳羡不已的时代，隋唐开政治头，两宋置经济顶。大唐有钱，而不怎么大的宋却明显更有钱，可谓中国最阔绰的朝代。宋神宗时期，中国国库铸币一年即达500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的近20倍。
宋朝凭什么富国？
    首先，人口因素。在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比唐朝多出两千万人口的宋代中国，疆域虽仅为大唐中国一半，但经济总量比唐朝有显著增长，政府财政总收入大大多于唐朝。
    其次，国策因素。这个中原大国之所以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是与采取的国策与历代不同有重大关系。北宋一改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轻末”的传统国策，易以“工商立国”。宋朝是中国商企最活跃时代，可谓“工商王国”。宋朝的商企，带有国家垄断性质，尤其是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一些行业被政府所垄断，比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远洋贸易、造纸、瓷器。北宋统治者，以国家为“托拉斯”，从而创造了“朝廷大公司”暴利时代。
    另外，廉价出口。廉价而强大的生产力、“质优价廉”的产品，是宋的两个独门于世界的“经济武器”。中国制造的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浩浩荡荡输往国外，通过这种途径，每年宋得到的都是“出超”贸易成果。
    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使得宋拥有了巨额资本，北宋创造过1.6亿两贯的财政新高，即便偏安的南宋，国家财政总岁入也曾达到1亿两白银，经济总量延续世界前列。
    可见，宋朝之中国是真富，不仅“不差钱”，而且还“很有文化”。
    当代欧美和日本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北宋“已经实现现代化”。美籍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里，对此时中国大加赞誉。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美国当代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均对宋代中国情有独钟。内藤湖南认为，平民主义的兴起，科举选官制的出现和发展，是北宋“实现现代化”的标志。麦克尼尔则认为，华夏文明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于世界，标志朝代是宋代，这些标志即使按西方标准，也是说得过去的。例如：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全部齐备。　
    这些外国历史学家所言的千年前的“现代化”，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意即封建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峰。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宋的评价亦达到顶级:“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仅就文化而言，陈寅恪所言不虚。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宋词登上中华传统文化之巅。宋人几乎个个都是词人，世俗的文化素养空前高，即便是妓女，也可能“才高八斗”。如京城名妓李师师，著名词人柳永的那些柳巷知音。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艺术之时，宋代的文艺作品已开始表现市井百态，这种世俗化也可视为个人思想的解放，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彼时“汉才”依然被世界崇拜。近邻日本女子以与宋中国男子通婚为荣。
    灿烂的文明不仅有国画纪录，还有外国作品佐证。与清明上河图交相辉映的，是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行纪》。透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描绘，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羡宋之情”。
    一个GDP上亿两白银的经济大国，一个诗词歌赋登峰造极的文化大国，对世界而言，简直是“天上人间”。按理说，这样的经济文化双料大国，应该超越大唐，引得“八方来贺”。
    然而，宋中国的“国际地位”却是一塌糊涂——不是“八方来贺”，而是“八方来攻”。“经济大国”被三个“敌国”包围——西夏，北辽，东金。这三国，比起宋来，很穷甚至很小，但却敢主动攻宋。
    宋朝皇帝是怎么应对侵略者的？破财免灾，用金钱换和平。无论胜负结果如何，不管从属关系有别，宋对塞外国“一视同仁”、都送银子，“用金钱换和平”的道路一直走到黑。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钱办大事。对“弟弟”契丹辽国，在取得胜势的情况下，宋真宗还痛快地答应每年给10万两岁币银，就是因为10万两岁币银甚至占不到北宋年财政收入的1%，的确是个“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经济账的宋皇们留下一个致命遗患——精神虚弱。经济损失不大，精神损失不小。他们的金钱外交等于向周边邻国发出“精神示弱”信号——不管谁来打我，无论你输我赢，最后都是我掏钱“交朋友”。如此，对周边国家而言，攻宋是个光赚不赔的买卖，何乐不为？
    因为只算经济账不算精神账，所以两宋中国出现了民族精神的断层，乃至虽然到处送钱，但还是在周边小国面前都抬不起头。自宋起，“国富民弱不禁打”成为外敌普遍的“中国印象记”，也成为他们一再喜欢对中国下手的主要原因。这些好战近邻，就是希望通过战胜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