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学术史上的两军对战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战国这段时间，是学术思想最为繁荣的鼎盛时代，而造成这个鼎盛局面的是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平王东迁之后，本来只是名义上统一的周王朝解体，诸侯各自为政。按照庄子的说法“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①司马迁更是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②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有识之士为了匡时济世，纷纷张扬自己的思想主张，游说诸侯，鼓动群众，寻求统治者的支持和社会民众的拥护，形成了各显其长、互揭其短的争鸣局面。而在这百花争艳的特大花坛中，最为繁茂的自然是儒墨两家了。《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以孔丘为领袖的儒家和以墨翟为首领的墨家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家，也是观点对立最鲜明、斗争最激烈的两家。儒家尊王，提倡王政；墨家亲民，提倡兼爱，都以宣扬仁义道德为基础。通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墨家日见其长而儒家势感不敌。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追述当时的形势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而生于韩愈千多年前正逢两派斗争激烈时期的孟子更是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孟子不顾体面，居然大骂出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③并说杨墨就要“率兽食人”，社会就会“人将相食”。
    杨朱的为我、墨翟的兼爱，到底是些什么货色，是否真有如此可怕呢？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无父无君说：“杨朱但知爱我，而不复有致身之义，故无君；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原来杨朱之错，就在于不该自爱其身。据说身体不是自己的，而是君王的，人要能致身君王才叫义。墨子之错则在于爱无差等，爱别人的父亲以致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所以“无父”。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朱熹也觉得勉强，只作了一些远久性的分析，并未与杨、墨的言论直接挂钩。其实造成“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局面的恰好是那些坚持“致身之义”、“爱有差等”的人们。日本当年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那些军国主义者正是让人喊着“为天王圣战”的口号去杀人的。也正是这些爱自身而不爱他人之身、爱自己子弟而不爱他人子弟的人们，肆意驱赶他人及他人子弟上前线卖命，所以日本本土才有“恭请首相先上前线”的揶揄。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也是必然的，大战之后，“必有凶年，人其流离”。战后横尸遍野，狐狗争食，随处可见。但这些惨剧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从理论上讲，不正是反对杨、墨思想主张而于无意中纵容、诱惑的恶果吗？
    除了战争的祸乱当然还有社会各式各样的小祸小乱。无论大祸小祸，大乱小乱，墨子认为都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他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④
    是的，人不相爱必相贼，国不相爱必相攻，相爱则相利，相怨则相害。正本清源，墨家兼爱思想才是人类并存共处的思想，相爱相利的思想，寻求共同幸福的思想。然则在两军对战中墨家何以败于儒家，而孟子的漫骂居然能使当时许多墨家弟子不敢自名为墨呢？其实墨家不是被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击败，而是被以王权为标志的统治势力击败的。随着政治局势的日趋统一，统治者越来越需要与政治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以求社会安定，政权巩固，自己的特殊利益得到维持。而儒家的“三纲五常”，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让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的单边价值最符合君权至上的需要；即或不能统一，偏安一隅，苟且一时，对统治者仍然有利。至于墨家，因为提倡“兼爱”，强调双边价值，代表民众向统治者分权分利，反对他们的奢侈浪费，反对贪欲扩张，表面上与儒家的学术观点相对立，实质上是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自然在打击排斥之列。虽然韩愈提出过孔墨合一的思想，“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⑤韩愈说的仅是理论上乃至形式上的合一，实行的结果，只是儒家借墨家的思想为自己的学术增添了一些“民本”之类的光环。当然，儒家学说也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民众的一面，这里不具论。
    二、儒墨学术的渊源
    作为一种学术，都有它可供考究的渊源，甚至因为这种渊源决定了学术的性质和特点。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儒家渊源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所谓“顺阴阳”，是指各种举措顺乎人情天意；而“明教化”是各项法令修明合理。这是国君施政的根本，所以司徒是国君第一要臣，而司徒衙门是国君最为倚重的办事机构。《尚书·舜典》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司徒其名和其职责的最早记载。儒术是司徒衙门辅助国君执政的长期工作经验积累，其内容当然不外乎如何尊王、如何教民、使民，如何维护国君及统治者的利益。班固接着写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是自称以尧舜为宗的，韩愈曾经在《原道》一文中十分明确地宣布儒家道统的传承关系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按照这个体系，孔子只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不是缔造者。他虽然“祖述尧舜”，但直接继承的是周初的政治思想。孔子自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⑥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不复梦见周公矣。” ⑦孔子之所以“从周”，是因为周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教训，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至于周公，是周初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更是历代司徒衙门的代表人物。由此可知，儒学虽然“祖述尧舜”，实则肇端周公，经孔子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以教民、治民、使民为务的官方哲学。不过班固并未点出周公其名，而只是提出了暗示周公的司徒官衙。
    同样，班固的《艺文志》也明确提出了墨家的源头。他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之守指的是国君家庙的负责官员，诸于太史、庙祝之类。《礼记·礼运》说：“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虽然都在左右，但就权力地位而言，庙守、三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家庙非权势之衙，清闲寂静，故曰“清庙”。不过庙守也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责，如征引先王经验教训以告诫国君等。立论又多与宗庙环境特点、职务活动相关，故班固接着阐述墨家的主要论点说：“茅屋采椽，是以重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唯独这清庙之守的代表人物是谁，他没有说。墨子自己则极称大禹，说“昔者禹湮洪水，决江河，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⑧意思是墨家的勤劳耐苦，取大禹治水为榜样，但并未提及他的学术主张。那么他的学术渊源在哪儿呢？汪中《墨子序》说：“周太史尹佚（笔者按：《国语》称辛尹，《左传》作史佚），实为文王所访。克商营洛，祝筴迁鼎，有劳于王室。成王听朝，与周、召、太公同为四辅，数有论谏，身没而言立。刘向校书，列诸墨六家之首。”汪中认为，墨家的学术出自尹佚。但“四辅”的说法很少见于他书，更为《史记》所不录。即便是“有劳王室”的祝筴，《史记》也只作了“尹佚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等简单的记载。而筴祝不过是事先写在筴子里的祝文，尹佚当场读诵而已，应该算不了什么功劳。《周礼》、《左传》等书虽偶尔也出现“史佚有言”之类的文字，但十分简单。其中最长的是《礼记·曾子问》中的一段，记的是史佚与召公的一段故事。史佚不到十岁的儿子死了，如何处理，史佚犹豫。召公说：何不备上棺木葬入坟山？史佚说他虽然想，但是不敢。召公为他向周公请示，周公十分干脆地回答：“岂！不可。”，岂是当时的语词，有嗔怪之意，认为史佚不该提出这样明显不当的问题。召公原话照传，史佚听了，曲解其意说：“岂不可者，岂能不可也。”于是衣棺而葬。《礼记》记载说：“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⑨大有讥其不当之意。这样一位明知非礼而为之的史官，其言行不足为一个学派的思想依据也就可知了。那么墨翟究竟根据谁的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呢？我们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断：一，墨家也和儒家一样，虽然从三代发源，但实际都是从周初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出发。儒家的思想支撑者是周公，墨家是谁呢？必定是能与周公并列的人物。只有这样，才能与儒家旗鼓相当；二，墨家出自清庙，必与讲述先王教训、劝诫周王的职责有关；三，墨家提倡节用，提倡兼爱，必与其亲民、节用的思想有关；四，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必与崇尚实践、不务空谈的作风有关。据此四者，周初的政治家谁最符合呢？自然是与周公分治陕东、陕西的召公了。
    召公相传是文王庶子，武王庶兄，随文王、武王创业，灭纣兴周，辅佐成王，贵为太保，经常引夏、殷经验教训及古圣先贤言论劝诫成王。如在《召诰》中反复说明必需吸取夏、殷二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指出“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不但不可不敬，而且不可不速，“王其疾敬德”。他认为夏、殷的教训至关重要：“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他希望“上下勤俭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兼二代之优长，有二代之长久。在《旅獒》一文中针对旅獒一事警告成王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指出：“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终亏一篑”。这些话无比深刻，现在读来，仍令人悚然出汗。
    召公是亲民、爱民、关心人民冷暖，最受人爱戴的古大臣，《诗·甘棠》清楚地记载了召南地方百姓睹物思人、怀念召公的情结。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写道：“召公之治西方（按即陕以西地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诗。”从这段记载看，召公不仅有树下办公的好作风，更有“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的非凡政绩。在司马迁的笔下，在诗人的歌中，在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心目里，召公是古大臣的光辉榜样。
    召公是不惮辛勤、不记名誉得失的实际工作者。治陕时经常“巡行乡邑”。在朝为太保，辅佐周公处理朝政事务，而常将功劳记在周公项下。唐孔颖达为《诗·清庙》作《正义》，于注文下疏释说：“按《召诰经序》营洛邑者乃是召公所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摄行王事，君统臣功，故以周公为主。”营洛仅是君统臣功的一例，说明了当时的制度，也说明了召公的宽阔胸怀和实干精神。
    召公仁惠，子孙继承，世多贤君。九世召公谏厉王止谤，与当时的周公构建共和。后世王哙让位，昭王招贤，对墨家学说均有重大影响。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结语中写道：“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这些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对后世自然产生重大影响。
    墨子出身贫寒，自称“贱人”，本质上容易对召公的为官为民产生共鸣，产生景仰。他生活俭朴，“量腹而 食，度身而衣”。为百姓利益奔走，席不暇暖。虽然托言效法禹治洪水，实则秉承召公亲民、惠民思想，形成自己为百姓说话的平民哲学，以与发自周公尊王攘夷、使民治民的官家哲学相对抗，是我国学术史上与儒家并茂的两枝奇葩。
    三、召公思想与墨家学说的现实意义
    召公是历代高官中亲民、惠民的典范，而墨子是以平民进入学术殿堂的圣人。前者心为百姓，后者为百姓心声。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虽然长期遭到遗弃，但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在“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温召公的官风，重读墨子的著作，令人有事在远古而义在当前的亲切感觉。这是因为：
    1、“兼爱”揭示了人际关系中互爱才能互利的并存规律
    在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无不存在一事联系着另一事、一方联系着另一方的现象。召公作为周初的三公，身居高位而不忘众庶，在惠爱侯伯的同时惠爱百姓，在考虑王朝巩固的同时考虑庶民生活的改善。这种亲民、惠民的政治思想，通过墨子的演化，以兼爱作表述，构成了他学术的基础论题。
    什么叫兼爱，简言之就是爱自己的同时并爱他人。《说文》：“兼，并也。”一手并持二禾谓之兼。以此类推，心里装着自己的同时装着他人就是兼爱；自己心中装着别人，别人心中也就能装着自己，这就叫“兼相爱”。自己给了别人好处，别人也会给自己好处，这就叫“交相利”。“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⑩墨子认为：“兼相爱”的结果必然是“交相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互利双赢。那么这样一件利在家国、福在千秋的事为什么兴不起来呢？墨子找出了两个原因：“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他举了楚灵王好细腰的例子：“昔者，楚灵王好臣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朝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悦之，故臣能之也。”这故事似有夸张，为了细腰将自己饿到要歇几气才能束带、非扶墙爬不起来的程度。但过细一想，却也事在理中。三十几年前跳那并不受人欢迎的忠字舞，谁敢不跳！搞那迷信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谁敢不请示汇报！什么原因呢？上好之而士行之。科学昌明的当代尚且如此，何况古代？由此可见，凡上好之则士必行之，士行之则民兴之。这就叫“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关键在于领导，一旦领导带头，蔚成风气，社会就能和谐，墨子的兼爱思想就能普遍而蓬勃地生长。
    2、“节用”教给人们消费必须与生产相向而行的辩证关系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没有生产生活就失去保障。但生产 是为了保障人们正常的生活必需，而不是也不可能保障那种讲排场、比阔气、炫耀富有、显示高贵的病态心理的满足。就一个时期、一个范围而言，生产的总量总是有限的，供于此者缺于彼，故召公训诫成王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害用物。”墨子更是说：“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召公和墨子的节用思想，似乎有超时空的普遍指导意义。最近习近平指出：“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我们有那么些人总是看不到大众的雪中之困，而努力去少数人的锦上添花乃至花上垒花。我们提倡雪中送炭，反对锦上添花，制止“加费不加于民利”之类现象的继续泛滥。反对 “舌尖上的浪费”，提倡墨子“量腹而食”的精神。“高度重视节约粮食，从娃娃抓起，从餐桌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形成风气。”
    3、“非儒”批判了繁琐的礼仪规则
    必要的礼仪规则是标志一个民族的文明，一个人的教养，更是王者风范。召公在《旅獒》一文中表彰伐王说：“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说的是伐王能礼遇各国同姓诸侯。因为有这样的美德，所以逐渐形成了周朝的礼仪制度，谓之“周礼”。但礼数不能过滥，滥则难从。  墨子在《非儒下篇》借晏婴之口批判孔子说：“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礼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这段话虽然不免有过头，但总的意思是批判孔子礼仪的繁琐，治学的芜杂，音乐的奢侈。所谓“累寿不能尽其学”，是说不仅这一辈子，就是再加下一辈子也无法学完儒家的功课。班固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一个游字写出了儒者们青灯黄卷、穷年累月用于《六经》的功夫。所谓“当年不能行其礼”，说的是人到壮年还不懂得儒家的礼数，极言其礼之多而且杂。其中迎送升降之礼现在已经大大简化，一般孩童都能习惯，但因礼而起的社会请客送礼之风却愈演愈烈，以致迫使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台法令加以限制，以保障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
    至于“积财不能赡其乐”，实际上就是墨子非乐思想的压缩。《非乐》是对音乐的非议，曾受到不少人的误解，以为墨子反对音乐。实则墨子反对的不是音乐，而是王公大人不当其时的音乐享受。墨子认为，王公大人的职责首先关注的是人民的生活。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威，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当然，巨钟鸣鼓是撞击不出衣物粮食的，警告王公大人及一切为民父母者要以人民的生活为重，而不得陶醉于自己府中阁内的音乐享受。今天，音乐欣赏的方式和手段甚多，又极方便，似与民生衣食不相冲突。实则不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用于视听享受的开销和浪费也随之无止境地增大。演员出场费愈攀愈高，舞台装饰愈来愈新，一场由公费开支的所谓商业演出，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巨大的开支，严重影响到政府资金的合理配置。中央采取措施，凡由公费开支的各类商业性演出，一律封杀。近年来大腕出场的时候少了，舞台装点的富丽少了，政府的浪费开支少了，而资金的有效使用率高了，这是墨子非乐思想在今日绽开的一朵鲜花。
    4、“非攻”告诉人们侵略战争是人间的最大罪恶
    墨翟对召公的思想，有继承的地方，更有发展的地方。召公协助武王伐纣，以为从此可以马放南山，“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他没想到春秋战国竟战无虚日。墨子针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提出“非攻”的思想，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并领导他的信徒参与宋国防楚的保卫战。墨子说：至杀不辜人也，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杀人是最大的罪恶，而战争是杀人的机器。中国人从来反对战争，从来都以“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攻野以战，杀人盈野”为不义。那末是谁攻国杀人弗知其非而誉之曰义呢？是各色各样的战争贩子，是那些用各种理由鼓惑、蒙蔽、欺骗、强迫别人杀人而从中捞取好处的政客。由于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非道义性，我们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共处。最近又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亲是指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惠共赢的合作理念；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但为了自保，我们不害怕战争，决不允许别人在我们的家门口闹事，也决不允许别人开第二枪，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攻”。墨子数千年前的反战思想在祖国强大的今天得到了真正的全面的落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吴启民先生致富不忘兴国，斥巨资兴建甘棠苑，努力宣传召公思想，宣传墨家文化，心系群众，利在千秋，是一项可歌可泣的功德。作为朋友，特撰此文，意在说明吴先生其所以服膺召公、钟爱墨家文化的理由和情结。但能否说得清楚，有待诸君的共同发挥，谨此致意。
注释：
①《庄子集解》，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第3册第216页
②《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册第3297页
③《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第2714页
④《墨子闲诂》，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第4册第62页
⑤《韩昌黎全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1卷第16页
⑥《论语·八佾》，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第2467页
⑦ 同上书第2481页
⑧《庄子集解》，中华书局《储子集成》第3册第217—218页
⑨《礼记·曾子问》，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第1401页
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第4册第65页
同上书第66页
同上书第101-102页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年6月版第111页
同上书第69页
《墨子闲诂》，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第4册第185页
同上书第156页
同上书第81-82页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年6月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