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扮演好几个角色。”撒切尔夫人熟读莎士比亚作品，对这句出自莎翁名著《皆大欢喜》中的台词一定不陌生，可她终其一生，只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英国的“撕裂者”。
1979年，她上场，信誓旦旦要收拾英国这个“烂摊子”；1990年，她下场，依依不舍地宣布英国“已经变得更好”。她逝世时，本该体面地谢幕，却再次陷入强烈的两极对立——爱戴者感激她拯救了国家，仇恨者说她毁掉了生活。她主宰英国11年间天天上演的事，逝世之日重现。
挽救了经济，却拉大了悬殊
“混乱处，愿我们带来和平。错误处，愿我们带来真理。疑虑处，愿我们带来信心。绝望处，愿我们带来希望。”
1979年5月4日，54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走出议院投票大厅，面对蜂拥而至的人群，她引述了这段著名的祈祷文。但就像她在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所写的，当天，“与丹尼斯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在思考即将开始的战争”，这温柔的祈祷只是假象。她看着车窗外，英国工会发起的“不满的寒冬”抗议活动完全没有结束的意思。“好吧，他们整垮了工党的威尔逊、保守党的希思，还增加了30%的工资，但他们休想整垮我。”
从第二天开始，人们看到，撒切尔夫人派骑警冲击示威人群，用大棒攻击罢工的利物浦矿工。100多年来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英国工会被打蒙了，气急败坏：“这个女人想干什么？！”
她想“收拾”工会。此时，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GDP增长率不足2%，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21%。可工会还在罢工、制定保护条款，这些和加薪一样，统统推高了通胀。撒切尔夫人挖苦道：“英国钢铁公司想进口焦炭，但全国矿工工会反对说，‘就算比较贵，也要买我们的焦炭。’如果英钢同意的话，就得回过头对汽车制造厂说，‘就算比较贵，也要买我们的钢铁。’那么汽车厂就得要求消费者，‘就算比较贵，也请你们买我们的车。’我们都是消费者，结果都买贵货。”
强硬镇压了“不识大局”的工会后，撒切尔夫人马上推出全新的预算案：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一切都是大刀阔斧的，以至于《卫报》瞠目结舌：“这是战后最丰厚的政治和经济赌博。”
作为报复，工会发起了1980年的钢铁工人罢工和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许多城市的工人和平民发生了骚乱。换了任何一位别的首相，早就让步了，至少也要放低姿态做个样子，但撒切尔夫人寸步不让，用一字一顿、咬字清晰的标志性口吻鄙夷道：“难缠的工会！”然后继续挥舞强硬的镇压大棒。
她最终赢了这场赌博：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通胀率则下降到4%左右，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她去世后，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这句评价，无人提出异议。
但代价是：她让失业率上升到12%，社会底层人数空前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没什么好转，差不多每5个英国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全体失业。2011年8月6日，这种“英国病”酿成了伦敦大骚乱，撒切尔夫人种下的苦果，至今仍需消化。
撤换了同僚，却失去了盟友
“我只想说一点，要走回头路你们走好了，本夫人是不赞成走回头路的。”
1981年，在保守党大会上，撒切尔夫人骄傲地训斥她的党员。台下屡次骚动，都无法打断她的演讲。她旁若无人地指责党内温和派是“爬不动的螃蟹”。
相比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度，英国的首相制度是比较集权的。撒切尔夫人充分利用这一点，对所有不坚定、不合作的内阁成员，就一个字：撤。许多保守党的“老资格”好不容易熬成内阁成员，却被撒切尔夫人随便一“扔”——
1981年1月，她改组内阁，先是把下院领袖兼内阁大臣诺曼·史蒂瓦踢了出去，“这是他自找的，拿我的政策编笑话，从私下谈话到下议院闲话，再传到报纸的头条”。接着又踢走了财政部主计长安古斯·默德，“他还是回去写作吧”。《星期天泰晤士报》专门登出大字标题《错了，撒切尔夫人！错！错！错！》，批评她的任意撤换。
8个月后，她再次改组内阁，赶走了上院领袖兼内阁大臣克里斯多佛·索姆，因为“他说自然规则反了，他竟然被一个女管家聘用了”。而此前在1979年5月组阁时，她还夸奖索姆“是个自主性很强的人”。第二天，《泰晤士报》刊文批评道：“这完全是首相个人的风格，就为了获得政治主导地位。”
至于她眼中“有创意的思想家”凯斯·约瑟夫，则一会儿去当工业大臣，一会儿去当教育大臣……
最终，撒切尔夫人失去了两位最坚定的盟友：1990年，她坚决反对欧洲实行单一货币，她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愤然辞职；接着，她强行实施“人头税”，党内元老、她的前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公开反对，要求保守党重新选举党首。多年后，撒切尔夫人承认：“他们的做法对我造成的政治伤害太大了。”
背地里，撒切尔夫人被保守党党员称作“民主国家的独裁者”。她确实塑造了一个强大的保守党，不过在她之后却无以为继：两位保守党首相都被舆论批评为“软弱”，当年的“小伙子”梅杰被自己的内阁成员牵着鼻子走，如今的“新领袖”卡梅伦甚至管不住内阁成员的嘴。
打赢了战争，却摔在了北京
“在我就任首相职务时，我从未想到有一天得命令英军作战，而在战争期间，更是一辈子都没活得那么紧张或紧凑过。”
历史应该记住这个日子，1982年4月2日，一个女人下令开战。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住了快3年，把国内不听话的工会、党内不听话的阁员都教训得差不多了，阿根廷军政府总统加尔铁里突然进攻英、阿有主权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把一个机会送到她面前，让她证明“战争，让女人走开”是句鬼话。
4月2日一整天，撒切尔夫人都在和内阁成员争论。不开战的理由很充分：马岛距离英国本土4000多公里，舰队抵达需要很长时间，且地处南半球，冬天的强暴风雨使南大西洋的气候恶劣。
关键时刻，海军总参谋长亨利·里奇开腔了：“我可以组成一支包括驱逐舰、巡防舰、登陆舰、支援舰的特遣部队，由皇家赫尔姆斯号舰和无敌舰带头，48小时后就可以出发，足以收回群岛。首相，我只需要你给我组成舰队的权力。”
“我现在授权给你！”
战争持续了11周，原本因经济改革吵翻天的英国社会空前团结，第三顺位的王位继承人安德鲁王子都上了前线。6月14日，阿军投降，英国重新控制马岛。女首相让人刮目相看。
然而，3个月后，这位强硬的女首相在另一场博弈中却不得不作出让步。
1982年9月24日上午，撒切尔夫人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邓小平。一见面，她就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邓小平答：“是啊，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撒切尔夫人先发制人，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并一度表示，他现在就能拿下香港。撒切尔夫人闻言变色：“他果然不负务实之名。”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脸色凝重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下意识地对记者微笑，却在走到倒数第二级台阶时一脚踩空，栽倒在地，连手提包都摔到一边。
离京前，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这场晚宴是她精心准备的，几个月前就开始挑菜单。起初，为了不让政敌骂她浪费，她在英国外交部提供的50元、75元、100元和140元4种菜单中选了最便宜的。驻华大使柯利达闻讯大惊：“首相，如果你想让中方留下难忘印象，不要抠门，最好选择有鱼翅、海参等高档菜品的菜单，酒水最好有茅台。”撒切尔夫人于是改选了75元的菜单。然而，这场晚宴却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华的晚宴“撞期”了，最终只有一位中方领导人前来，她的失落可想而知。
1984年，撒切尔夫人再次访华，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她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审视1982年这一强硬、一妥协，会发现二者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就重建英国的自信及世界地位而言，马岛战争的意义非常重大。”撒切尔夫人的自我表扬恰如其分。“她唯一一次能证明自己是个女人，就是在香港问题上向邓小平让步。”人们的打趣也道出了事实：她能让英国赢得战争，却不能赢回战略地位。
亲近了美国，却骂够了欧洲
“苏联对我青睐有加，是想对‘铁娘子’多了解一点。这外号是1976年我任反对党领袖时，在一次演说后，苏联的塔斯社封给我的。”
苏联人恐怕没想到，他们最后会栽在自己取的这个外号手里——“铁娘子”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整垮了苏联。
“他的热忱、魅力和坦率自然，令我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他的直觉、他的想法，几乎和我一模一样。”1981年2月25日，在里根宣誓就职1个月后，撒切尔夫人迫不及待地飞往华盛顿，与里根会晤。两人对苏联问题有许多共识，谈到尽兴处，甚至以“罗”和“玛格丽特”互相称呼。
半年后的七国峰会上，里根被沉闷的会议弄得不耐烦，拿起钢笔在纸上信手涂鸦。会后，里根匆匆离去。坐在他旁边的撒切尔夫人则收藏了那张纸。她说：“这种国际会议只有一个好处，各国代表依照字母顺序围着矩形长桌而坐，使我方代表总是坐在美国代表旁。”这个巧合让两人很容易在国际场合一唱一和。
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1983年的北约峰会上，撒切尔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她先在苏联人面前扮演“中间人”，让苏联谈判解决欧洲导弹对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苏联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这个条约拔掉了苏联武装的牙齿，苏联分崩离析的大幕就此拉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这对“政治伴侣”大获全胜。
一边是把英美特殊关系推向极致，另一边却将英欧关系带向疏离。撒切尔夫人不断和欧洲领导人吵架，核心内容是：我支持欧洲一体化，但我决不能给欧共体交这么多钱，退钱给我！
1979年，撒切尔夫人第一次参加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开口便说欧共体是“偷窃英国国库的凶恶强盗”。会议主持人、法国总统德斯坦连忙打岔：“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吃晚餐吧，预算的事明天再讨论。”大家如释重负，准备往餐厅溜，撒切尔夫人大叫：“不！”众人只好站住，饥肠辘辘地听她把话说完。
1980年，在都柏林召开欧洲理事会时，撒切尔夫人对着一桌子20多个男总统、男总理、男首相怒斥：“你们真是无耻，下定决心拿走我们更多的钱吗？”男领袖们心里恨透了她，却又不能对一个女人回嘴，只能坐那挨骂。
1984年，在法国枫丹白露召开欧洲理事会时，愤怒的撒切尔夫人大喊“我只想要回我们国家的钱”，把手提包往会议桌上一砸。包飞了出去，险些砸中法国总统密特朗，密特朗差点气昏过去。第二年的卢森堡会议上，欧共体的男人们终于同意将英国承担的预算减少2/3，这才换来撒切尔夫人的好脸色。
好景不长，1990年，欧共体打算推行单一货币，撒切尔夫人那熟悉的大喊大叫又回来了，甚至更坚决：“我绝对不会把英国的命运交给一个莫名其妙的单一货币。”23年后的今天，当欧元区陷入巨大的经济困境，人们再次想起了她的这句话。但更应想起的是，“充当欧洲大陆的平衡者”和“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外交的两块传统基石，撒切尔夫人巩固了后一块，却削弱了前一块。这种尴尬局面至今未变。
今天，英国仍在撒切尔夫人留下的撕裂轨道上前进。但英国已经没有一个动不动就翻手云、覆手雨的首相了，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把战争和经济都玩于股掌之间的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