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医生研判，是冠状动脉梗塞。二日一早，父亲原拟南下参加高雄加工区落成典礼，参谋吴祖堂来催请，才发觉已经倒卧不起。前一天晚上，父亲还到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将军家中赴宴，回家后，大概凌晨时分突然病发。
    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天明。父亲骤然归真，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父亲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们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亲的辞世，我最深的感触，不仅是他个人的亡故，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跟着父亲一齐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载着的沉重而又沉痛之历史记忆：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国共内战。我感到一阵坠入深渊的失落，像父亲那样钢铁坚实的生命，以及他那个大起大落、轰轰烈烈的时代，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成为过去。
    父亲在台湾归真，是他死得其所。台湾是中华的版图，是国民党的所在地，他一生奋斗，出生入死，身后葬于台北六张犁的回教公墓，那是他最终的归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
    向历史交代。
    当时朝鲜战争未起，海峡对岸军队随时可以渡海，台湾正处于险境环生的形势。父亲入台，就是打算要与之共存亡。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内战后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打到不剩一兵一卒，虽然最后无力回天，但牵制数月，让国民党军队有时间迁台。期间曾数度提出“局部和平”，都被父亲严拒了。入台与共患难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老死异国，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
    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作为一位曾经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军人，没有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国家，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最后他死在中华台湾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
    父亲的丧礼是最高标准的“国葬仪式”。出殡那天，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总统”蒋介石以下，党政军 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达千人。军事团体有“国防部”，陆、海、空、勤、警备各“总部”，由“部长”及“总司令”率团献花致祭。公祭仪式结束后，随即行盖棺礼，父亲官阶一级上将，按军礼规定，由四位现役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周至柔、黄镇球、余汉谋执旗，覆盖棺木上，典礼仪式庄严隆重。出殡行列，由摩托车队开路，随后为军乐队及仪队，灵车经过时，路上很多军人均向灵车举手敬礼。
十二时二十分，父亲灵榇运抵六张犁回教公墓，按回教仪式下葬。回教教长领导数百位回教教友，共同在墓前为父亲祈祷。
    这次公祭，军人特别多，上至将官，下至士兵，在祭拜中，对父亲表达了一份由衷的崇敬，这也是数十年来父亲在军中建立的威望所致。父亲被尊为当代最杰出战略家，诸葛盛名，并非虚得。
    前来祭悼的，还有不少本省人士、台籍父老，很多与父亲并不相识，携幼扶老，到父亲灵堂献花祭拜。由他们大量的挽联、挽诗中得知，他们前来吊唁，是因为感怀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善后措施中，对台湾民众所行的一些德政。
    公祭各方送来的挽联、挽诗、挽额、诔词，有数百帧，多是父亲的军中同僚、部属撰写的，下论都很公允，有的真情毕露，十分感人。父亲归真，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家国哀思，大业未竟，八方风雨，一代名将遽然长逝。但我在这里特别挑选出严庆龄先生的挽联，作为代表。严庆龄先生是从上海到台湾的企业家，裕隆汽车集团的创办人，他并非军政界人士，跟父亲并无私交，平日也无往来，但严先生那一辈的人经过北伐、抗战，对父亲的人格及事迹是有所认识的。严庆龄先生的挽联，很能代表他那一代的中国人对父亲的评价：
    治兵则寒敌胆为政则得民心秉笔记宏猷不让汾阳功业
    于党国矢忠诚于顺逆能明辨盖棺昭大节无惭诸葛声名
    严庆龄敬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父亲丧礼公祭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上午七时五十分，蒋介石抵达殡仪馆灵堂，第一个向父亲灵前献花致祭。蒋面露戚容，神情悲肃，当天在所有前来公祭父亲的人当中，恐怕没有人比他对父亲之死有更深刻、更复杂的感触了。蒋、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恩怨分合，其纠结曲折，微妙多变，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