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军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极大困难，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令，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
    截止到1948年12月5日，在该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 5万多公里，和9000多米的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张盛发前引书，第313页。
    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支持中共，即使为美国人所侦知，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政策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开展推翻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却很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一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向国民党官员，包括向美国驻华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
    1948年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 说活动。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先后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即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参见Brian Murray前引文；张盛发前引书，第314－315页。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一次又一次地商量——推迟——再商量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求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到1949年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军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半壁江山已握在手中，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却令人吃惊地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
    正如1949年4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边，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67－169页，187－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