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漫长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曾或多或少地影响过他，她们分别是：杨绛、王同惠、孟吟。
    孟吟是费孝通的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哥哥费振东给他介绍的。自1939年两人结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两人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这段时期就是费孝通从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光。在那个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往往迅速跟丈夫离婚的年代，孟吟对费孝通不离不弃，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平淡如水，穆旦《赞美》诗中那句“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略可形容。
    孟吟之外，杨绛与王同惠是费孝通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女性，在她们两人身上，费孝通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与命运的残酷，而爱情的滑铁卢则又反过来促使费孝通致力于他的学术事业，成就了他的人生事功，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杨绛是费孝通的初恋，两人相识于苏州振华女中。在振华女中时，费孝通似乎就爱上了杨绛，后来，两人又都求学于东吴大学。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费孝通让爱慕杨绛的男生走他的门路，其背后的小算盘乃是阻止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而已，爱情永远具有排他性。可惜，对于费孝通的爱慕，杨绛似乎一直无动于衷，诚可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1932年，杨绛去清华大学读书，为防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让他的好友孙令衔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的消息。结果，当钱钟书与杨绛第二次见面时，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在杨绛面前，钱钟书针对别人传言他已订婚所做的澄清，其意不言自明。对此，杨绛跟钱钟书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彼此钟情的才子佳人很快陷入热恋。
    陷入热恋的杨绛还专门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结果，费孝通很快找杨绛理论，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一来他们已经认识多年，二来当时成绩优秀的费孝通必然不服气，他很快知道了那个够格做杨绛的男友的人叫钱钟书。
    两个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女生，暗中较劲是免不了的，可惜，费孝通遭遇的，是清华第一才子钱钟书。不过，这似乎更刺激了费孝通的进取心，他更加努力学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树立自己的地位，来向杨绛证明自己的能力。费孝通的这种心理，在1950年代思想检讨中有所体现。据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录：陈岱孙、费孝通做了全校性的“师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费孝通苦恋杨绛的失败，不仅没有使他沉沦，反倒使他奋起的行为，让人想起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的观点：当一个人因为某种缺陷而失败后，伴随失败的还有一种挫折感与自卑感，一方面，这种挫折感与自卑感可能会击溃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但另一方面，这种自卑感也会反过来促使人去发愤图强，进而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也就是心理创伤之后的补偿作用。
费孝通与杨绛的故事，也让人想起歌德在他的名剧《浮士德》里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1933年，杨绛与钱钟书订婚，这意味着费孝通初恋的幻灭。一年后，费孝通跟王同惠相恋。跟费孝通一样，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两人在学业上有相同的爱好，也正是在相互学习与彼此帮助中，爱情的火苗不期而遇。
    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结婚。一个月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费孝通的导师吴文藻。六年前，也就是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也是司徒雷登证婚，当时的新娘与新郎恰恰就是吴文藻与冰心。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费孝通与志同道合的王同惠结婚，吴文藻高兴坏了，在婚礼上发表了贺词。
    结婚几天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这对新人前往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调查期间，费孝通不幸陷入瑶山猎人为逮捕野兽而制造的陷阱之中。为了营救费孝通，王同惠连夜下山寻求救援，不慎坠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说，两人结婚仅仅过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
    费孝通最终为人所救，但新婚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他。这种心理创伤对费孝通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伤愈之后的费孝通，编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书编后记中，他写道：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一本《花篮社会组织》的专刊是会在我半麻木的心情中编成的。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原我的朋友们原谅我，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8月）
    爱妻王同惠的死，使费孝通无比悲痛。生离死别之后，很多人都会一蹶不振，但也有人会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死者未竞的事业，费孝通与王同惠共同的事业，就是将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
    如果说，此前费孝通的奋发努力是向杨绛证明自己。那么，此后费孝通的奋发的动力，则很大程度源于妻子王同惠了。
    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孝通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经过几年努力，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书的首页上，他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江村经济》出版于1938年，那一年，费孝通年仅28岁。不满三十岁的费孝通就写出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这一奇迹，除了归功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名师的指导之外，似乎也有杨绛、王同惠的一份功劳吧。
    拿到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毅然选择了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此期间，费孝通与孟吟结了婚，跟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来往密切。到了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期间，费孝通的笔溢出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孝通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写下了一系列呼吁民主、自由、宪政的文章。
    此时的费孝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胡适对社会的影响力。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写道：
    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他（按：指费孝通）提到“我们大学界新老两代人的矛盾”时，表示“不信任中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要和某些老资格的对手竞争，后来表示通过“扬我所长，击其所短”而打败了某“老家伙”。
    费孝通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似乎指向的就是胡适。因为胡适最推崇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对此，1950年代费孝通在检讨时还曾说：
    我丧失民族立场，先后应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联络处的邀请出国访问，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在外国话中国，在中国讲外国，内心想和胡适之争一日之长。访英回来，英国有一世界主义组织要我参加，其中有爱因斯坦、加仑比，还有胡适，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以与世界名流并列为荣，毫无政治立场。（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如果费孝通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以他的文笔和能力，经过努力，未必不会超越胡适。但很快，费孝通迎来了1949年的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如果知识分子还要追求社会影响力，就应该积极响应新时代的要求。从1950年代费孝通的表现来看，反右之前的费孝通是非常活跃的。或许也正是他过于活跃，导致了他在1957年的悲剧命运。而他之所以如此活跃，如此汲汲于人生事功，与杨绛、王同惠也未必没有关系。此后的费孝通，渡过了冰封的二十多年。
    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苦恋杨绛这件事，钱钟书也非常清楚，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与钱钟书一路同行并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据《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在钱钟书与费孝通之间，这同一个“情人”不言而喻是指杨绛了。1998年，钱钟书逝世之后，费孝通似乎依旧没有忘记他的初恋、据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
    爱情，有时候往往因为得不到，而更加显现出永恒的光辉。但得不到的爱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个人加倍奋斗，费孝通后来的名山事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爱情缺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