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费孝通建国初检讨

    中华燕氏网 2014-11-4 20:29:24 林建刚


    在费孝通漫长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曾或多或少地影响过他,她们分别是:杨绛、王同惠、孟吟。
    孟吟是费孝通的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哥哥费振东给他介绍的。自1939年两人结婚,至1994年孟吟逝世,两人一起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光。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这段时期就是费孝通从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光。在那个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往往迅速跟丈夫离婚的年代,孟吟对费孝通不离不弃,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平淡如水,穆旦《赞美》诗中那句“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略可形容。
    孟吟之外,杨绛与王同惠是费孝通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女性,在她们两人身上,费孝通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与命运的残酷,而爱情的滑铁卢则又反过来促使费孝通致力于他的学术事业,成就了他的人生事功,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杨绛是费孝通的初恋,两人相识于苏州振华女中。在振华女中时,费孝通似乎就爱上了杨绛,后来,两人又都求学于东吴大学。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费孝通让爱慕杨绛的男生走他的门路,其背后的小算盘乃是阻止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而已,爱情永远具有排他性。可惜,对于费孝通的爱慕,杨绛似乎一直无动于衷,诚可谓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了。
    1932年,杨绛去清华大学读书,为防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让他的好友孙令衔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的消息。结果,当钱钟书与杨绛第二次见面时,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在杨绛面前,钱钟书针对别人传言他已订婚所做的澄清,其意不言自明。对此,杨绛跟钱钟书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彼此钟情的才子佳人很快陷入热恋。
    陷入热恋的杨绛还专门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结果,费孝通很快找杨绛理论,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一来他们已经认识多年,二来当时成绩优秀的费孝通必然不服气,他很快知道了那个够格做杨绛的男友的人叫钱钟书。
    两个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女生,暗中较劲是免不了的,可惜,费孝通遭遇的,是清华第一才子钱钟书。不过,这似乎更刺激了费孝通的进取心,他更加努力学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树立自己的地位,来向杨绛证明自己的能力。费孝通的这种心理,在1950年代思想检讨中有所体现。据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记录:陈岱孙、费孝通做了全校性的“师范报告”,杨绛没听。袁震告诉她,费孝通检讨他“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不起他”。
    费孝通苦恋杨绛的失败,不仅没有使他沉沦,反倒使他奋起的行为,让人想起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的观点:当一个人因为某种缺陷而失败后,伴随失败的还有一种挫折感与自卑感,一方面,这种挫折感与自卑感可能会击溃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但另一方面,这种自卑感也会反过来促使人去发愤图强,进而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也就是心理创伤之后的补偿作用。
费孝通与杨绛的故事,也让人想起歌德在他的名剧《浮士德》里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1933年,杨绛与钱钟书订婚,这意味着费孝通初恋的幻灭。一年后,费孝通跟王同惠相恋。跟费孝通一样,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两人在学业上有相同的爱好,也正是在相互学习与彼此帮助中,爱情的火苗不期而遇。
    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结婚。一个月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出席他们婚礼的还有费孝通的导师吴文藻。六年前,也就是1929年,也是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也是司徒雷登证婚,当时的新娘与新郎恰恰就是吴文藻与冰心。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费孝通与志同道合的王同惠结婚,吴文藻高兴坏了,在婚礼上发表了贺词。
    结婚几天之后,费孝通与王同惠这对新人前往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调查期间,费孝通不幸陷入瑶山猎人为逮捕野兽而制造的陷阱之中。为了营救费孝通,王同惠连夜下山寻求救援,不慎坠崖落水而死。也就是说,两人结婚仅仅过了108天,王同惠就死去了。
    费孝通最终为人所救,但新婚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他。这种心理创伤对费孝通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伤愈之后的费孝通,编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书编后记中,他写道: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一本《花篮社会组织》的专刊是会在我半麻木的心情中编成的。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原我的朋友们原谅我,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8月)
    爱妻王同惠的死,使费孝通无比悲痛。生离死别之后,很多人都会一蹶不振,但也有人会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死者未竞的事业,费孝通与王同惠共同的事业,就是将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
    如果说,此前费孝通的奋发努力是向杨绛证明自己。那么,此后费孝通的奋发的动力,则很大程度源于妻子王同惠了。
    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费孝通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经过几年努力,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书的首页上,他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江村经济》出版于1938年,那一年,费孝通年仅28岁。不满三十岁的费孝通就写出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这一奇迹,除了归功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名师的指导之外,似乎也有杨绛、王同惠的一份功劳吧。
    拿到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毅然选择了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此期间,费孝通与孟吟结了婚,跟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来往密切。到了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期间,费孝通的笔溢出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孝通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写下了一系列呼吁民主、自由、宪政的文章。
    此时的费孝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胡适对社会的影响力。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写道:
    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他(按:指费孝通)提到“我们大学界新老两代人的矛盾”时,表示“不信任中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要和某些老资格的对手竞争,后来表示通过“扬我所长,击其所短”而打败了某“老家伙”。
    费孝通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似乎指向的就是胡适。因为胡适最推崇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对此,1950年代费孝通在检讨时还曾说:
    我丧失民族立场,先后应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联络处的邀请出国访问,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在外国话中国,在中国讲外国,内心想和胡适之争一日之长。访英回来,英国有一世界主义组织要我参加,其中有爱因斯坦、加仑比,还有胡适,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以与世界名流并列为荣,毫无政治立场。(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如果费孝通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以他的文笔和能力,经过努力,未必不会超越胡适。但很快,费孝通迎来了1949年的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如果知识分子还要追求社会影响力,就应该积极响应新时代的要求。从1950年代费孝通的表现来看,反右之前的费孝通是非常活跃的。或许也正是他过于活跃,导致了他在1957年的悲剧命运。而他之所以如此活跃,如此汲汲于人生事功,与杨绛、王同惠也未必没有关系。此后的费孝通,渡过了冰封的二十多年。
    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苦恋杨绛这件事,钱钟书也非常清楚,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与钱钟书一路同行并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据《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在钱钟书与费孝通之间,这同一个“情人”不言而喻是指杨绛了。1998年,钱钟书逝世之后,费孝通似乎依旧没有忘记他的初恋、据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
    爱情,有时候往往因为得不到,而更加显现出永恒的光辉。但得不到的爱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个人加倍奋斗,费孝通后来的名山事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爱情缺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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