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是专靠搞运动整人的老手。早在延安时期，作为中央总学委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就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在审干中大搞逼、供、讯，搞得人人自危。当时，张闻天觉得很不对头，曾向康生提了意见，并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作了反映。后来，毛泽东出面纠正了审干中的错误做法，批评了康生。事后证明，康生抓出来的“特务”，95％以上是搞错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出尽风头之后，一跤跌进了低谷，从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高位上栽下来，被派到山东分局当书记。从此，他整整六年深居简出，除了在秘书送来的现成文件上签签字以外，每天就是写写画画，游山玩水，光住医院就住了四年多。
   “抢救运动”虽然过去10多年，但康生并没有从那次跌跤中获得必要的教训。他那套极“左”的东西只要有适当的机会，立刻就会暴露出来。这次上得庐山之后，开始，他外表仍装得十分超脱、清闲，除了看书、游览、听会之外，他似乎既无所思，亦无所求。其实，他每天都在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观察着会议的发展。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发下来，康生最先喊出了惊人的高调子：
“这封信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
    接着康生又在下边散布种种耸人听闻的说法，说什么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说彭德怀正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等等。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康生的发言也最为慷慨激昂。他不仅善于把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上纲上线，还常常用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语言来蛊惑人心。而对于会议最能起推波助澜作用、破坏性最大的，是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的那些三言两语的插话，比如当有人说彭德怀在历史上有过伟大功劳时，康生就插话：
“正因为有功劳，自己不服才更危险。”
    有人发言说张闻天是幸灾乐祸时，康生就插话：
   “我看德怀同志也不是忧心如焚。”
    当有人提到军委会开会时彭德怀拍桌子骂人，康生就说：
   “他不是要民主吗?”
    当有人提到彭德怀曾说过“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摸得熟的”康生就插话：
   “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
    有人说彭德怀骄傲，目空一切，康生就接茬说：
   “他以反毛主席为荣。”
    类似这样的插话举不胜举。
    8月3日下午，康生在第四组会议上发言时，引经据典，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苏联的布哈林，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我们现在的情况、条件、环境与苏联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也是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集体化生产问题。”
    康生在会上发言虽然也很积极，但他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不是到会上去冲锋陷阵，而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不断为毛泽东输送材料，提供理论武器。在庐山的“左”派大营中，康生扮演的是一位摇鹅毛扇的角色。
    在批判张闻天的会上，看到一些人发言只会使用恐吓、辱骂来作战，谈不出多少道理来，康生就觉得这样搞法不行。康生与张闻天相处多年，他是深知这位洛甫同志的厉害的。不要说工农出身的干部，就包括康生自己在内，如果与洛甫面对面论战，也不是洛甫的对手。不讲别的，就说他7月21日那篇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立论坚实，逻辑严密，观点鲜明，文采横溢。单靠喊几句口号，是不可能驳倒张闻天的。
    批判需要武器，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批判者们的共同心声。
    康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辞辛苦，翻箱倒柜，8月3日他将《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次演说)呈送毛泽东。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两份材料“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参考”。他还将列宁引证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议把“国家”一词改成“公团”(德文这两个字与法文中的“公社”相当)的话，借题发挥说：“不仅我们的农业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对如此及时的奉献，毛泽东当然十分赏识，立刻批示：“印发各同志。”
    尽管毛泽东没有说什么褒奖的话，但通过这样一些事，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正在回升，这一点康生是清楚地感觉到的。
    柯庆施的情况和康生略有不同。他是近几年来靠反右而发迹的“暴发户”。1957年反右派以后，柯庆施带头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批判“反冒进”。1957年12月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猛烈抨击1956年以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右倾思潮，“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受到中央的重视，《人民日报》还配社论全文刊登了柯庆施的报告。
    这件事是柯庆施这些年政绩中的得意之作。他的那篇报告，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大跃进”吹响的第一声号角。连毛泽东都曾说过“大跃进”的发明权是属于“柯老”的。
    这样，柯庆施就顺利地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进入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圈。
    这样，柯庆施的政治生命就和“大跃进”紧密连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但是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人们对于“大跃进”的非议越来越多，埋怨越来越强烈。为形势所迫，毛泽东也一再强调要“压缩空气”，要“降温”，并开始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对政治气候极度敏感的柯庆施有些惶惶然了。一年多以来，他自知自己“左”得可以，有些心虚，生怕有朝一日算账会算到他头上。于是，未雨绸缪，为了防止被动，他这次上庐山是带着反“左”的材料来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半路杀出个彭德怀来。经毛泽东批示的彭德怀“意见书”一送到柯庆施手上，他就料到庐山将要有一场“好戏”看了。过去，他有些惧怕彭德怀的声望，但当他领悟了毛泽东那则批示后面的深意之后，就忽然变得腰粗胆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