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说“名字”，这是一个词，普通话“字”读轻声。过去问一个人的“名字”，则有可能是问他的“名”和“字”，“字”读去声。在中国大陆的1949年以前，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常常是既有“名”又有“字”的。而在台港澳地区，这种情况至今犹然。
　　“名”与“字”，在中国古代，不单纯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互相区别的指称符号，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礼俗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我们这个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鄙以为仍然具有继承、借鉴的意义和价值。
　　《说文解字·口部》：“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所谓“自命”、“自名”，意即自称其名。在这个意义上，命、名、鸣是同源词。“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描述的这种场景，犹如我们打电话，对方看不见你，拿起电话，必须自报家门：“您好，我是张三。”所以，根据《说文》的解释，“名”之谓也，主要是用来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指称符号。
　　“名”虽是自称符号，而古代人的命名，却是父亲(若祖父在世，亦可以是祖父)的专利。《仪礼·丧服传》：“子生三月，则父名之。”为什么一定要到出生三个月后才命名呢？《白虎通义·姓名》解释说：“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时，物有其变。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孩笑，与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因为三个月以后的孩子，眼睛已有和煦的光亮，也能发出“嘿嘿”的笑声(孩笑即咳笑)，开始具有与人交流的知觉了。父母呼唤其名，孩子才会有反应。由此也可见，“名”之用也，最早是家中父母、长辈对于孩子的呼唤。
　　中国人“名”外有“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而且，“名字”之“字”，“字”是由“名”孳乳繁衍的结果；就像“文字”之“字”，“字”是由“文”孳乳繁衍的结果一样，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逻辑关系(笔者将于另文阐述)。《说文解字·子部》：“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这里的“乳”，就是孳乳。“字”是“名”的儿子，有“名”而后有“字”。人可一“名”一“字”，亦可一“名”而多“字”。
　　古人什么时候才能有“字”？《礼记·檀弓》：“幼名，冠字。”又《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冠(男二十)、笄(女十五)之年的男女，已然成人。男的要参加社会活动，女的要出嫁了，这时候就要在“名”外加“字”，以便让家中长辈之外者用来指称。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为“幼名，冠字”作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上述引语中，檃括了两个礼俗名词：一是“名讳”，二是“待字”。男人二十，即可为人之父，故除家亲长辈外，朋友晚辈不可直呼其名，必加避讳，是之谓“名讳”。女子十五，笄在闺中，当嫁而未嫁，是之谓“待字”。考索词源，盖与此均颇有牵涉。
　　《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人有“名”有“字”，“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颜氏家训·风操》)“名”用于自称和长者呼唤，“字”则方便社会交际中的朋类指谓。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如果赓续这种“名”“字”分用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汉人同姓名者多的困扰(同姓同名不一定同字)，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际称谓多一些古雅和情味。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