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行为之所以匪夷所思，和今天之某些所谓的“行为艺术”，仅从表象看，是否有相似之处呢？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紧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酒瘾上来，向太太讨酒喝，太太恳求他戒酒。刘伶声称，夫人所言极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麻烦你准备酒肉，我要祭祀鬼神。太太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端来。只见刘伶顶礼跪拜，信誓旦旦：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一次要饮十斗，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话，你可万万不可听取。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真令人哭笑不得。《世说新语》还有这方面的记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
　　魏晋名士风流如是。
魏晋名士所处的社会背景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它为秦统一中国，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针对纲常名教、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扬人性，促进人的觉醒，而且“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自此，中国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成为至今也难以超越的范本。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即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艺术生产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
　　这种变革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频仍，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在这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以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玉、应炀、刘稹以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直面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社会灾难，表达人民结束战乱、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风格慷慨悲凉、刚健清新。“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期间涌现许多杰出的作家，产生无数优秀的作品，各种文体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开始出现。这一切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操雄踞中原，实行“屯田制”，恢复了生产，经济得到改善，个别地方还“仓廪皆满”。曹操的用人制度尤其值得称道，他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敕令，他甚至认为“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的“不仁不孝”之徒，只要“堪为将守”，都可录用。这对长期形成的封建门阀制度、封建用人制度，乃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一统天下，都是有力的冲击。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后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九章算术》等等，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辨，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心游太玄”，嵇康这四句诗，可看作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卓然挺拔、风流辈出，它如同欧洲文艺复兴，却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一个世纪。这个时代出现的大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外，还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竹林七贤”，至于在这以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山水诗、宗炳的山水画、顾恺之陆微探张僧繇的人物画、陶渊明的田园诗、郦道元杨衔之的写景散文等等，差不多都有划时代意义，其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有的至今还有不可企及之处。
　　魏晋名士中许多人不但有堂堂仪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因而有独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贤”之首“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萧萧如松风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书圣王羲之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不少名士都有这样的美誉。
　　作为知识精英，魏晋名士们的举止行为都体现了时代的风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
志趣玄远，不滞于物
　　《世说新语》记叙刘裕焚车：
　　阮光禄（裕）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亲，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因无人借车就干脆把车焚毁，和文章开头讲阮籍酒醉卧在有夫之妇身侧酣然大睡一样匪夷所思。然而，这正是这类人的超拔之处。他们不就事论事，不滞物拘礼，也不男欢女爱，儿女情长，而出类拔萃，旨趣玄远。这是用世俗观念和常人之理是无法解释的。
多情善感，内心痛苦
　　阮籍常常驾着马车任其狂奔，到了走不通的地方，便失声痛哭。
　　桓温率师北征，途中看见自己先前种的柳树已经长粗到十围，不禁感慨道：“树木尚且这么容易衰老，更何况人呢！”于是他攀折柳条，眼泪夺眶而出。诗人庾信以桓温悲柳为题材在《枯树赋》写道：“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阮籍母亲去世，他为母亲送葬的时候，悲痛不已，竟然大呼一声“穷矣”！口吐鲜血数升，昏倒在地多时。
　　支道林喜欢喂养鹤，有人送他一对鹤。他怕鹤飞了，便把鹤的翅膀剪去。鹤不能飞，却表现出阴郁懊丧的样子。支道林看见这种状貌，感触很深，说：“这鹤有直冲云霄的雄伟姿态，怎么会愿意供人们在近处玩耍！”于是，把鹤喂养了一阵子，待它们长大了，便放它们远走高飞。……
　　魏晋名士都有丰富炽热的感情，悲天悯人的情怀，爱屋及乌，将心比心。他们孤寂感伤，常常以泪洗面，哽咽不止，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心胸博大，慈悲为怀。
寄情山水，谈玄论道
寄情山水就是隐居，或者喜好游山玩水，不必多解释，谈玄论道则要多说几句。魏晋名士大都熟悉老庄，并以老庄为旨归。那时候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共谈析理”——类似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哲学辩论，而“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嵇康）。《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做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皆一座所不及。
　　说的是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王弼，积极参与专家学者的哲学沙龙，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辩为众人所叹服，竟然做了几回“老大”。看来当时的讨论是民主平等的，并不论资排辈，更不以势压人，而是看能力和水平，有本事就上。
蔑视权贵，宁折不弯
魏晋名士大都有气节有情操，蔑视权贵，淡泊名利，清虚自守。最典型的莫过于嵇康。嵇康一次赤着膀子与向秀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来进行所谓“访问”，其实是想与嵇康“套近乎”。嵇康头也不抬，冷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说什么了，急匆匆赶来？你又见着什么了，将马不停蹄赶回去？）钟会十分恼怒，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我自然是听到了一些情况才来，现在又亲自目睹了这些再回去。）钟会自取其辱，恨恨不已，拨马回头。还是这位钟会，他附庸风雅，写了一本所谓哲学著作《四本论》，想得到嵇康的赞赏。一天他把《四本论》的手稿揣到怀里，来见嵇康。走到嵇康门口，竟然不敢敲门进去。犹豫半天，还是作罢，索性把手稿扔掉，匆匆溜走。有权有势、仗势欺人的钟会，在嵇康面前何其渺小猥琐，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跳梁小丑。当然司马昭、钟会之流是不会放过嵇康的。嵇康终于为其所害，死于非命。《世说新语》中这样写嵇慷从容赴死：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真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标，嵇康万古垂范。
　　作为时代风尚，这四点是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共性，但同魏晋以前和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来说，这又是个性。当然，这也只是大致的说法，就魏晋名士中的某一个人来说，其个性又有所侧重。而且也不排除有个别知识分子没有骨气，甚至伤天害理。前者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后者如进谗言害死嵇康的钟会。
　　魏晋名士的个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不了解他们各自的经历和生活道路，如果我们没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各种举措和许多日常行为。盲目效仿，就会贻笑众人。如最近报载一则“奇文”：广州一男子与自己“结婚”。这位中年男子抱着一张身着女装的自己的大照片，声称是自己的“新娘”，在婚宴上向来宾频频敬酒。参加宴会的居然有100多人。对于这男士的行为如何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