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时机要做两手准备
　　早在1962年11月，为了加强原子能事业的领导，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周恩来为主任委员。周恩来遵照毛泽东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精神，从两个方面推进原子能事业工作：一是抓紧核燃料建设生产和核武器研制；二是抓紧核试验基地建设和核武器试验准备。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第八次会议，根据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要求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在9月10日以前，做好第一次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同意成立一个核试验的总指挥部，由张爱萍担任总指挥，刘西尧担任副总指挥。指挥部的机构可根据需要陆续建立。
　　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在核试验基地的主要项目有铁塔、控制、指挥、测试、效应试验、机场、道路、通信等工程建设。同时开展核试验科学研究，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协同军内外有关科研院校，分别承担了力学、光学、物理、放化分析、安全评估等45个科研项目、96个课题的测试项目。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到1964年6月，按计划完成了全部254项工程，质量都达到了使用的要求。在科研方面，按计划完成了全套控制、测试仪器设备的准备。
　　1964年9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正式试验时机和核武器继续发展问题。鉴于核武器试验在国际上十分敏感，根据国际形势和我核燃料生产、二套核工业基地建设情况，周恩来提出，核试验时机要做两手准备：一个方案是早试，年内就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抓紧核燃料生产和二套基地建设，过一两年择机再试。这需要报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但是无论是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都不能有丝毫松懈。
　　会后，9月20日罗瑞卿、9月21日周恩来先后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和书信，建议中央及早选定首次核试验的时机。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当即批了“已阅。拟即办。”22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于是，周恩来23日就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郑汉涛、刘杰、刘西尧、刘柏罗等人，按照毛泽东决定早试的方案进行具体、严密、细致的部署。
　　要搞好安全保密，对邓颖超也不能说
　　在9月23日的会上，首次核试验早试的方案已经定了，此时周恩来特别强调，一定要搞好安全保密。因为通过人造卫星对我核试验基地的侦查，美国人知道我们将要进行核试验，但并不知道在那一天试验。所以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我们的试验部署必须严格保密。周恩来说，毛主席同意早试，任务是更重了，不是轻了。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不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张爱萍要开个紧急会议，研究出几条具体的规定来，从现在起就要搞好保密，任何消息都不要漏出去。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要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我们决定这件事，知道的人也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指贺龙和陈毅)、彭真同志。
　　关于试验的具体时间，周恩来提出，最好是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但是准备好了也不要受这个限制。要防止敌对势力破坏，由总参谋部做出严密的战备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请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打政治仗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赴核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刘杰在北京负责北京与核试验现场的联络。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以防泄密。
　　张爱萍于当晚组织有关人员研究落实周恩来在下午会议上的指示，还拟定了明密语对照表：正式爆炸试验的原子弹，密语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密语为“住上房”；原子弹插接雷管，密语为“梳辫子”；气象的密语为“血压”；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密语为“零时”。后来前后方联系就用这些暗语、密码进行。同时决定：为了做好北京与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由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派员组成一个临时机构，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代号为177办公室，部长刘杰直接领导，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及时、准确地向中央有关首长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有关信息，并向核试验现场传达中央领导的有关批示和指示。
　　专家们估算，首次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根据试验现场的气象条件，核试验党委常委研究了爆炸试验的日期和时间，经张爱萍三次请示，周恩来三次批复，先是确定试验的具体日期，后又确定具体时间，即10月16日下午三点，正式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期间，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办公室，运筹帷幄，思前想后，他想到一个问题，我们首次核试验，原子弹万一不响，后果如何？
　　核试验是一种大型科学实验，既然是科学实验其结果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不成功。在核试验现场的张爱萍总指挥和科技专家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12日晚，在试验委员会常委会上，研究到这次试验万一不成功怎么办？科技专家们认为，不成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试验也就不成功。
　　14日晚，周恩来问刘杰：“前边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后看到的。”刘杰认为，只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试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九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找到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要他对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提早引起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意见。
　　周光召考虑任务紧急，提出可否请长于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刘杰表示同意。当天傍晚，周光召兴冲冲来到刘杰办公室，汇报了他们三人研究估算的结果，并郑重地递交了一份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刘杰当晚亲自把周光召等三人的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又向刘杰了解一下试验现场各项准备的进展情况，最后问刘杰：“你现在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杰回答：“总理，我的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但仍叮嘱刘杰：“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试验成功了，还要求保密几个小时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圆满成功。随着起爆一声令下，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聚在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点上的人们，顿时欢声如雷，跳跃起来。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此后，负责地面放射性剂量侦察的防化部队，第一时间进入试验现场侦察；负责放射性烟云取样的空军飞机迅速起飞。炮兵、工程兵、铁道兵、装甲兵、通信兵等各路效应试验队，也都有序出动，各自观察效应物毁损情况和记录相关数据。根据多种测量数据的综合分析，这次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与理论设计值基本一致。试验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以及各种测试方法、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设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首次核爆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当然令人特别兴奋。下午五时左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毛泽东让周恩来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告诉大家。周恩来当即向全场演职人员高兴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持续鼓掌跳跃。面见如此热烈场面，周恩来又幽默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你们要小心，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同时说明，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布，要求大家再保几个小时的密，在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
　　那么何时对外正式宣布呢？毛泽东持十分严肃认真的谨慎态度，前后三次要求查清楚，是否真的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最后由在试验基地的科技专家，根据现场的观察和收集到实测数据，提出六条理由判定确实是核爆炸：(1)爆炸以后，烟云上升到8～9千米高度；(2)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剂量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3)爆炸后铁塔已完全消失；(4)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钟以上；(5)在距爆心23千米处记录到冲击波的超压数据，距离爆心500米处的一些金属测量探头被打坏；(6)从蘑菇状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上所报导的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烟云外观相同。
　　与此同时，国外也陆续有所反映，先是日本报道，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接着，又收听到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广播。至此毛泽东才同意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夜23时广播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广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贺信。《人民日报》刊发了红字《号外》。由此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全国各地掀起一股热浪，在会场、在办公室、在公共场所，到处热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心系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喜悦之时，周恩来则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关注着核爆炸试验对人民健康安全有无影响和下一步核武器的发展问题，特别是核试验场下风向地区放射性微尘污染的情况，叮嘱刘杰要立即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张爱萍、刘西尧对下风向地区放射性微尘的监测工作很重视。早在原子弹爆炸前，核试验委员会防护工作部和新疆军区防疫检查所就在10月14日联合派出了15名放射性测量、分析和化验的技术人员，在上述地区设立了监测站，并配备了监测用的仪器和收发电报的电台，原子弹爆炸后，如发现漂移过来的放射性微尘有害居民健康，立即报告试验委员会和当地政府。
　　17日20时，北京177办公室收到核试验基地办公室传来监测站对下风向地区放射性微尘监测的数据报告，刘杰看后立即请军事医学科学院徐海超研究员前来一起研究。徐海超是研究射线防护问题的专家，他看了监测数据后，认为有的地方空气中放射性微尘浓度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需要赶快采取防护措施。刘杰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要刘杰和有关人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同时通知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当时兼二机部副部长，主管卫生防护工作)也来。
　　周恩来认真地听取了177办公室工作人员关于下风向地区放射性微尘监测点布设情况和17日20时传来的监测数据。并询问了射线种类、剂量单位和安全边界等方面一些问题。然后问徐海超有什么看法。徐认为“从刚才念的监测到的数据看，有几个监测点空气中放射性微尘的强度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虽然超过不太多，但应引起高度重视，需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周恩来接着又问：“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徐答道：“我的意见是：在最近一些天里，凡是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地区的居民要戴上口罩；蔬菜要很好洗净再食用；婴儿暂不吃牛奶、羊奶；人不要吃动物的甲状腺。”
　　周恩来听着徐海超的意见，紧锁眉头，感到事关重大，“要谨慎对待，不要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稍停片刻，他接着说：“现在的问题是放射性强度超过规定的标准，对居民究竟有了什么影响，还缺少可靠的根据。”徐建议：“可不可以对这一地区的居民做采血检查，看血象的变化？”周恩来表示：“采血检查可以，但不能对居民，不能惊扰居民。可以先在驻这一地区的部队战士中采血，因为他们同当地居民都在超标的地区。根据对战士采血化验的结果再研究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
　　周恩来要秘书王亚志把杨成武副总参谋长请来。杨到后即向其简要介绍了原子弹爆炸后核试验场下风向地区有的地方放射性微尘强度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为了搞清楚这一情况对居民健康安全有什么影响，要杨成武“安排对驻地部队战士做一次采血检查。”
　　18日，按照杨成武的布置，下风向地区驻军某部的卫生机构对百余名战士做了采血化验，化验结果是血象都没有任何异常。19日，张爱萍、刘西尧从核试验基地联名向周恩来报告，下风向地区有的监测点放射性微尘强度短期稍高，现已降到比规定的标准还低。随后，卫生部所属在全国各地的监测点上报的数据也表明，核试验后各地空气中放射性强度没有出现十分异常现象，对居民健康无危害，对劳动力无影响。177办公室从10月18日至30 日汇集的各地监测数据反映的趋势，各地区空气中放射性强度已接近自然本底，无需采取任何措施。这个时候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周恩来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从中央专委1962年成立到1974年病重住院不能参加会议为止，在10多年时间里，他亲自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许多次中央专委小会。在此期间，我国所进行的千吨级至百万吨级爆炸威力不同的15次核试验(包括地面、空中、地下核试验)，以及其他的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这些会议上讨论、决定并组织实施的。他精心组织指导我国核武器爆炸试验，对每个重大步骤和关键环节都给以具体、明确的指示，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心系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安全，以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处理有关问题，对首次核试验放射性微尘是否影响环境安全和伤害居民健康这一问题的正确处理，避免了一场虚惊和慌乱，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如今时间已经过去50年了，留给我们的教育是深刻而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