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世纪前，世界对这个东亚最大国家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当时，外国观察家通常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却无法跟上现代世界的步伐。它“一成不变”，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抑制着各种形式的社会进化。中国政府对西方贸易商和传教士的抵制被看作一个专制政权在徒劳地阻止自然的“进步”。
    古代中国是否缺少革命？
    而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军事胜利被认为证明了儒家信仰(Confucian beliefs)和实践的落后。对于中国难以同西方竞争，一个解释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参与过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一些西方人坚持认为，中国缺乏革命可能是问题的根源。19世纪的外国观察家发现，中国封建系统稳定不变的是容易被外敌入侵和遭受国内叛乱。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王朝便是败于外敌侵略和国内少数民族变乱。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状况也基本保持不变。
    清朝(the Qing dynasty)(1644—1912)的情况经常被用来佐证这一点。中国大多数专家现在认为19世纪的作家们在描写外国掌控中国后对中国的调整力度方面夸大其词，而且在将中华帝国的“停滞不前”和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充满活力”进行对比时，想象成分很大。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尽管清朝的满族皇帝们沿用了儒家学说和服饰，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却不同于诸多汉族前任。也有证据表明，随着商人在一些地区开始获得权力，边疆地区的官员尝试使用新策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封建统治最后的几个世纪里，社会和外交关系的形态处在不断变化中。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那个世纪，人口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在此期间，中国人口翻了一倍，从大约2亿增加到大约4亿。此次人口爆炸与一系列经济、科技、文化和政治变化互为因果。
    儒家天命观与中国朝代更替
    话说至此，尽管早些时候，一些新王朝确实是由叛乱首领建立的，但一旦掌权，这些之前的反叛者对王朝的基本官僚体系却只是进行微调。此外，中国的哲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一种复杂的政治宇宙学，核心是“天命”(Heavenly Mandate)的概念和朝代更替的学说。这就为叛逆行为找到了合适理由(前提是被推翻的皇帝可被描绘为未有仁慈之德行)，却并未给革命留下任何空间。
   “天命”的概念在儒家学者比如孟子那里得到了清楚的表述，为正义的叛乱提供了最清晰的合法依据。     儒家认为，没有一个王朝能够在未获得来自“天”的授权(“命”)时执掌政权，但如果开国皇帝的继承者被认为不称职，上天随时可以收回成命。换句话说，与欧洲的君权神授不同，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孟子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任何来自民众的不满迹象都可能显示王朝已经或有可能失去上天的授权。
    叛乱的结果则是最终的证明：因为上天被视为有权决定人类战争的结局，战场上的胜者即被认为是天命的合法拥有者。朝代更替的理论意味着没有哪个家族可以期冀永远拥有授权，正直的新王朝建立者在朝代衰落和复兴的有机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实强化了反叛的动机。
    如何在世界是范围看待中国革命？
    那么，中国是如何从叛乱之地变成革命之国的？为什么清朝倒塌后，中国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另一个王朝？随着儒家思想被其他国家意识形态代替，中国对自己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汉语里“革命”(字面意思是“剥离授权”)这个词，与英文中的“revolution”含义相同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花些时间解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将“中国革命”作为一个独立连贯的事件讨论有意义吗？现代中国其实是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这样看是不是更合适？
    讲述世界通史和革命过程的书籍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革命”最好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事件，即始于1911年的革命，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外，他们多认为这38年应被看作现代史上少数几个“伟大革命”中的一个，地位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这两个革命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人们认为这些“伟大革命”的不寻常之处在于，除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掌权者和治理方略外，也导致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般形态发生了转变。
    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西方学者也认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却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研讨中国革命的概念。一些中国专家认为，“中国革命”指的是从晚清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漫长过程。然而，另外一些专家反对将“中国革命”看作一个连贯的独立事件。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在刚刚经历的时期中，经历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却并非密不可分的“小革命”，而非一次“大革命”。